在20世纪中期之前，甚至80年代之前，京剧、秦腔、豫剧等戏曲，是普通民众主要的娱乐样式。20世纪20年代，名角儿，尤其是名旦，都有一些疯狂的粉丝，一如今日的娱乐明星。众所周知，自那之后，戏曲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原因何在？经过主流哲学教育之后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历史进步”说（进化史观？），据此不假思索地把戏曲的衰落归咎于“时代变化”，比如，生活节奏加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等等。与“时代”相比，戏曲落伍了，落伍的东西无人欣赏，是活该：进步主义者，必然是文化与道德的虚无主义者。更进一步说，既然个人命运拗不过历史大潮，那假如历史一定要让美好的东西消亡，人也不用去干什么，对抗历史潮流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在这种心态下，美好的东西果真衰落，甚至消亡了。
然而，归根到底，历史不是别的，就是具有活力的人创造出来的。按照戏曲史家的叙述，昆曲也曾经要被历史淘汰，因为，与皮黄（即今天所说的“京剧”）、梆子相比，它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好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的历史观，有识之士倒是觉得，昆曲表演艺术博大精深，不应使其失传。于是，梅兰芳纠集一帮朋友，排演昆曲剧目，欣赏皮黄的观众，倒也趋之若鹜：到20世纪50年代，又有“一出戏（《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之说。到当代，白先勇以出青春版的《牡丹亭》，让昆曲这门古老而精致的艺术显示出回春之象。昆曲尽管早就“落伍”了，其生命却又延续了近百年。
戏曲衰落另有原因在，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制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戏曲之所以没有在不利的环境中挺住，并作出灵活反应，主要是因为戏曲表演团体的组织和经营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就如同国营企业大量关门倒闭一样。这套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因而，80年代后戏曲衰落的根子早在50年代就已埋下。今天，这套体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没有变化，这已构成戏曲作为伟大的艺术样式复兴的主要制度障碍。
一个自然的戏曲市场
最早的戏曲是小众艺术，是宫廷文化，演出团体为皇家所有。戏曲一旦成为大众化艺术，戏曲的存活及艺人的荣辱就只有依赖一种机制：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足以让演艺者发现潜在的观众，维系现有观众的兴趣，甚至创造出新观众：反过来，观众又可通过其消费活动给艺人提供充分的激励。戏曲兴盛、衰落的关窍，正在于此种机制之健全与否。
大众化戏曲自然地采取了纯粹市场化的体制。之所以说它是市场体制，是因为除了行会自我监管外，市场的进入大体上是自由的；经营主体均为私人企业，不是宫廷的官家事业，也不是公有事业单位。
第一类经营主体是戏院。京剧最早的表演场所是茶馆。所以，那个时候看戏，不是买戏票，所花的钱不是戏钱，而叫做“茶钱”，如齐如山先生解释说：“意思是前来喝茶，带着听听戏。”到了民国初年，上海一些商人模仿西洋风格，于1908年兴建专业剧场：新舞台。杨小楼先生又向上海学习，于1912年在北京建设新式剧场：第一舞台，这才有了买卖戏票之说。
当然，不论是戏园还是剧场，均为私人投资经营，其唯一目标是赚钱，而能否赚钱，关键得看投资者、经营者是否具备企业家才能。这些才能是多方面的，第一项是判断力，即能否慧眼识好角，并准确地判断本地观众是否接受这个好角。而这两者都有可能出错，经营者只能试探。1913年，梅兰芳受上海丹桂第台经营者许少卿邀请，第一次赴上海演出。同行的生角王凤卿的包银是每月3200元，梅兰芳只有1800元。
梅兰芳在其《舞台生活四十年》中间接地描写过许少卿的性格。在梅先生眼里，许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不过，他的本来行当就是商人嘛。他得为自己的投资负责，而不敢随便冒险。
同时，为了获得利润，他采取了很多商业促销手段，包括印刷广告，广告中极尽夸张之能事。但也正是这样的促销手段，让梅兰芳在上海滩为人所知。当时，围绕着剧院还自发地形成了一支戏票促销队伍：“案目”。他们每人联络部分经常看戏的客户，有好戏要保证这些客户的好座位，当然，这些客户中有些采取预付款形式，有些则赊欠票款。总之，当时的戏票销售采取了种种灵活的策略。案目与戏院经营者之间还有复杂的商业关系。比如，戏院到北京请好角来沪演出，需要大笔投资，就会要求案目事先垫款。作为回报，剧院则保证向案目分配好票。如梅兰芳所说：“（戏院）老板、案目、看客这三方面都有连带关系的。”其实，在这连带关系网络中，还应当加上艺人，利润把这四方捆绑在一起。对剧院经营者而言，为了利润，他们必须尽可能地邀请好角到本院演出，并且通过案目及其他促销手段把票送到所有潜在的消费者手中。
同时，为了维持营业繁荣，戏院也创造出了合理的“演出期”制度。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西洋乐团开始引进西方乐团的演出季制度，其实，戏曲市场早就形成了类似的制度。在名角的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上海某戏院“唱一期”、“唱两期”的字眼。戏院会邀请各地的名角轮番演出，每次签订一份合同，时间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当时，各地班社都在四处流动。尤其是北京的班社，每年必须尽可能地到天津或上海演出一两期，即所谓“外埠跑码头”。这两个地方的包银是北京本地的两三倍。这样的安排，可谓皆大欢喜：名角挣了大钱，而地方观众又可以欣赏到北京最优秀艺人的表演。
所谓班社，是戏曲市场上的另一类企业。戏曲表演团体在很长时间内都叫“班”，所谓“戏班”是也，比如四大徽班之类。民国成立后，政府下了一道命令，戏班全部改称“社”。不论叫班还是叫社，都是纯粹的私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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