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您的学术成长之路应该说很顺利，能谈谈您求学的体会吗？
答：我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88级的本科，那是复旦社会学系第一次招本科生，当时的系主任是谢遐龄。硕士研究生在复旦大学哲学系。1995年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尽管专业来回跳动，但这些年一直都是坚持自己的兴趣，就是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来社科院读书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以前在学校里发现纯粹做观念研究的人的经验感不强，而在社会学所能让你有感受现实的机会，比方参加调研或者其他形式的交流，有了经验感你慢慢会体会到理论研究和实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另外就是导师对我的帮助。我读博士时的导师李汉林是德国比勒费尔特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虽然在学术兴趣上我比较偏重理论，他比较偏重经验研究，在兴趣上其实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的教学方法很厉害。首先一入门就跟我反复商量确定论文题目，要求从理论出发但要有一定的现实感，他当时正关注失范问题，而我随之也越来越体会到失范对于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处境的重要意义。另外，李老师基本不开课，但每周都会找我去谈一两个小时，他不指定谈话内容，只考察我谈的内容他是否能听懂，但是这个听懂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考察你的逻辑是否正确、思路是否清楚，这是他在德国留学的一个经验。这一点很锻炼人，每周都相当于一次大考。
社科院的教学风格有它独特的地方。首先它不是规模培养而是师徒培养，也就是说它依靠的不是课程体系而是面对面的师徒制培育，所以这种教育不仅是学问上的同时也是为人上的。另外，社科院学生不多，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和教授们能经常在一起，很容易形成资源共享。钱穆说过治学的两个法宝即通和专，社科院正是有这个特点，每个专家都能专到非常专的程度，同时又是通的，视野、气局比较开阔。在我看来，社科院的风格最符合学者成长的规律，即自然成长，研究生院没什么课，你就自己看书吧，不看书的人自动会被淘汰或者转行，坚持看书的人就会自然成长。
问：提到博士论文也是您的成名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我想问为什么您如此关注“失范”，并把他作为理解当代社会情境的重要视角？
答：做这篇论文我不只是为了关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这样一个主题，并且是为了反思我们今天的基本生活感受。这个基本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人感到无所适从、充满了紧张感，简单说就是今天社会里的人找不到能够让他安身和安心的地方。这种状况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群中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比如，孟子讲“有恒产有恒心”，这个产不是说财产而是指事业。但现在社会上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人找不到能够归置自己的名分和价值，一行不做一行该做的事情，比如90年代中期突出呈现的知识分子下海挣钱。由于知识分子是承载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坚力量，所以这．种情况在他们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
目前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现实：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想，个人也没有自己能够得以安心的价值形态，所以都是眼前的物质目标驱动个体行为。原因很简单，就是价值缺席。
仔细分析国人的这种紧张状态又有多种渊源。首先，传统社会曾留给我们一整套潜移默化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提供了一整套缓解现实压力的方式；其次，社会主义通过一整套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也留给大家一套现实遗产，包括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第三，随着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西方整个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国人尤其是青年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样一想就会发现，构成中国人当今价值体系的实际来自上述多方面因素，但当它们都片段化，无法重新构成一个整体而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个体当然没有能力去把这些因素秩序化。一
问：也就是说三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断裂的、形态不同的组合方式呈现到每一个体上，是否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同时是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呢？
答：的确是这样。我们遭遇的紧张是时代的冲击造成的，是时代变迁的必然。所以我不把失范完全看成一个消极的状况，因为任何一个变化的时代都会经历这种局面，但这局面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终点，我们内心的紧张和冲突终要化解，所以我说这个时代的紧张感太需要化解是描述我们的处境，而不单是学术传统的问题。
问：作为与马克思、韦伯并称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涂尔干成为您主要的思想资源，您从中获得了哪些关于化解紧张感的启示呢？
答：首先，我意识到这种紧张感不只是中国当下所经历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也经历过，同样，西方也经历过这种局面。我是搞西学研究的，所以我必须根据西方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相似的局面来与中国的实际相互照应，以启发我来思考中国问题。这是我认为搞西学最根本的出路。
而涂尔干所处的社会场景在于，从18世纪末直到19世纪末的法国在近一百年里，历经六七次大的社会革命，从保皇党上台到自由派上台，后来是巴黎公社革命社会主义者上台，而且传统的贵族势力以至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派别搅扰在一起互相斗争，甚至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法国依然可以感受到。涂尔干的主要思想发表于19世纪末期前后，他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中，法国找不到一个能够确立自己的国家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东西。他清楚地看到，即使卢梭奠定的那套理想化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具体社会生活中也总是遇到很多复杂因素，使制度和人心无法从根本上安顿。所以涂尔干选择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社会革命路线也不同于韦伯基于宗教传统的自生演进，而主张不断去协调各种冲突关系的改良思路。当我思考中国现实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思路才是有利于中国未来在人心和社会上进行建设的思路，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批判思路，也不是纯粹回到人信仰状态下去寻求根本解决方案的思路。
问：那涂尔干关于失范有哪些启示性的论述呢？
答：在涂尔干看来，失范的概念是指变化状态下的人的状态，但失范概念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革命。失范的英文是anomie，词根是nom，就是规范，所以失范是重新回到秩序这个核心议题，而不是彻底打碎某种东西的议题。所以我的想法是一个基于改良的建设思路，而不是一个纯粹革命的思路。
同时，norm具有道德的含义，即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原则，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心性的概念，也就是说除非你自己认为是正当的，否则无效。其次，norm本意来自name，即“名”。所以涂尔干对分类的研究认为，通过分类可以为整个社会制造出一套名的系统，然后个体会在“名”的系统里去归置自己的行为和内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孔子也讲“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名”是“言”和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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