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中文翻译和道在汉语语境中的展开
二
正如中国佛学是随着翻译佛经开始的，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也将随着翻译《圣经》和西方的经典神学著作而开始。当年佛教传人中国之时，译经工作最初也由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做，后来转为以中国人为主进行。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号称三大佛教译经家。相比而言，亥奘为后来者，而且他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很难说超过了前两位，但是玄奘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唯识宗，而前两位译经师却没有在中国开创出一个佛教学派。究其原因，我想玄奘是带着中国人的母语意识来译梵文的经，而前两者是把梵文母语意识中的佛经理解转化为中文。翻译要忠于原文，但同时势必是一个解构一建构的创造性工作，玄奘以中文母语意识为底蕴翻译佛经，势必更多和更容易融人中国文化成分和中国的生活体验。这样，中国特色的佛教学派也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事实也是如此。当玄奘糅译唯识十大论宗的著作，造《成唯识论》时，带着他自己理解的中国的法相唯识论学派也就建立起来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传教，（2）判教，（3）立教。
佛教在中国传教的过程是一个外来文化植入中国和逐步被中国人理解的过程，它始于以印度和西域僧人为主的传教和译经，随后中国僧人逐步参与进去，并最终担当主角。
随着各种佛教经文翻译成中文，各种印度佛教门派在中国立脚，中国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并开始探问究竟哪一种经文更加正确或妥当一些，哪一些教派更加正宗或优秀一些，也可能在肯定一切佛经皆为佛说的前提下对诸经的位次做一个安排，确定其对自己修行和研究的轻重缓急。据《唐高僧传》，唐太宗问隐士孙思邈：“佛经以何为大？”孙氏日：“《华严经》为诸佛所尊大。”又问：“玄奘大师所译六百卷《大般若经》岂比不上六十卷《华严经》？”孙氏答：“《华严经》是阐明法界事事物物无穷的缘起相生并且又彼此圆融无碍的无上宝典。它包括一切佛法的法门，且于其中任一门中，都可演化出其数等同大千微尘数的无量经卷，而《大般若经》只是华严法界经中的一项法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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