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个人的桃花源
未到江南先一笑
投荒万死鬃毛斑，
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
岳阳楼上对君山。
——［宋］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是宋代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中的诗句，宋崇宁元年，黄庭坚被贬谪到四川近六年后遇赦，他动身回故乡江西分宁，在途中经过岳阳，这时天正下着雨，他还是冒着雨登上了岳阳楼，在饱览湖光山色后，挥笔写下了这首诗。6年来，经风历劫，当年乌黑的鬓发，而今已经斑白，而始终没有变化的是豁达洒脱的情怀。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是北宋时代与苏轼齐名的文学家，他开创的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他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四大书法家。他和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四人的命运和苏轼一样坎坷，特别是黄庭坚和秦观。宋英宗治平三年，黄庭坚第二次参加省试，名列榜首，第二年23岁的黄庭坚在礼部考试中高中第三甲进士。据说省试主考官看到他的试卷后高兴地预言说：“此人不仅是本次考试中当之无愧的魁首，他日一定会名满天下。”黄庭坚后来真的名满天下了，但是其仕途却是没有想到的一路坎坷。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汝州叶县县尉，卑居下吏，受制于人，忙于琐碎的杂务，他在一首诗中感叹：“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他不止一次梦见家乡的青青翠竹，一碧万顷的荷塘和满山遍野的橘林，而他妻子孙氏的去世，更让他在落寞之上又加上了一重悲哀，以至于只有靠读《逍遥游》来消磨漫漫长夜。熙宁五年黄庭坚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教授，7年后改任吉州太和县知县，中间曾调任德州德平镇监镇官。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旧党得势，黄庭坚回到朝廷，被任命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入主馆阁，主持编写《神宗实录》，《神宗实录》编修完成，黄庭坚被升为起居舍人，在为母亲三年守丧期满，朝廷又任命他做国史编修官。但就在这时，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了。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开始亲政，新党重新掌权。黄庭坚因为在编修《神宗实录》时写上了“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一句，被认为是嘲笑神宗皇帝，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黄庭坚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艰难岁月。
在被贬到更远的戎州时，黄庭坚就借住在城南的佛寺里，他将自己的居所取名为“槁木庵”、“死灰寮”。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向太后听政，赦免旧党，黄庭坚从流放地返乡，先是被任命为以宣德郎监鄂州盐税，他请求辞去，第二年正月船到三峡时，接到权知舒州的命令，船到江陵时，又接到诏他做吏部员外郎的任命。黄庭坚两次上书请求就近做地方官，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他在太平州知州任上刚刚9天，形势又有了变化，新党执政，黄庭坚写的《承天院塔记》被从中找出了许多诽谤朝廷的罪证，黄庭坚又被贬官到宜州。这一年年底，他带着一家老小，坦然踏上了征途，到第二年3月，黄庭坚一家到达永州，把家眷安排在永州，独自到宜州赴任。他先在城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来，但半年后宜州太守说他是罪人，不能住在城里。黄庭坚只好到城南租了间民房暂时居住。这是一间四壁透风的破房子，而且毗邻闹市，非常嘈杂，不过庭坚这时已经心如止水，也不介意，还给这间破屋子取了个雅致的名字叫“喧寂斋”。到达宜州的第二年，官府又下令不许老百姓租房子给他住，甚至连佛寺也不许收容他。黄庭坚只好在城墙上破败的戍楼里暂时栖身。广西的天气格外炎热，黄庭坚住在狭小的戍楼更加溽热难当，好不容易熬到秋天，身体却越来越虚弱了。到宜州的第三年的深秋季节，61岁的黄庭坚病逝在那个破败的戍楼里。
十年的江湖夜雨，换来了十年的得意京华，然后又是十年的流浪岁月。黄庭坚以其幽默和洒脱化解了贬谪后的颠沛流离之苦，他歌唱着，而将满腔忧愁留给了山川风月，他在一首诗中说：“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在官场的繁杂和尘世的喧嚣中，他倚着快阁，听着千山落木的萧萧，看着明月下澄江的荡漾，想着长笛归船和碧海白鸥。在入主馆阁的日子里，他和他的朋友尽情欢笑。他评价苏轼的字：“老兄的字我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用笔又扁又平，怎么越看越像大石头底下压着只蛤蟆呢？”这些朋友间的戏谑和调侃换来的是会心的开怀大笑。在贬官黔州时，他每天吟诗练字，自号涪翁，又自称黔江居士，就在这个时期，他的书法艺术造诣达到了巅峰。他和一个叫范寥的青年在城墙上下棋读书，晚上就在卧床夜谈，切磋学问。有一天下午，忽然下起了清凉的小雨，黄庭坚心情非常好，喝了几杯酒后稍有醉意，就把脚伸到外面去淋雨，高兴地对范寥说：“我平生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过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拊掌启颜，开怀大笑。
宋代是个尚文的时代，文人受到尊敬，文人待遇优厚，掌握实权。据说赵匡胤当皇帝后，立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杀文人。但文人相轻，文人喜欢内讧，整个宋代党争不断，北宋时有革新与保守之争，范仲淹和吕夷简之争，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旧党分川、洛、朔党，又相互争辩。南宋时有和战之争，绍兴和议前后有秦桧、岳飞之争，隆兴和议前后有汤思退、张浚之争，嘉定和议前后有史弥远和韩侂胄之争，南宋末年有贾似道和文天祥之争。如此等等，文人几乎全卷入争斗，每一次争斗都有大批文人遭到贬谪，宦海的起伏竟然成为常态。
北宋神宗之后，朝廷政局频繁变化，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失势，旧党领袖司马光执掌大权，长期被贬谪在外的旧党人物也都相继回朝任职。而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起用章敦、蔡卞等新党人物，旧党又受到迫害。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向太后听政，新党被罢黜，旧党复起。徽宗亲政后，起用蔡京为相，新党又卷土重来。在如此的转风车一般的政局变换中，文人必须学会调和个人与外界的矛盾，以心灵的宁静对抗政治的波澜，以旷达、冷静、恬淡的态度应对世态和人生变化，以乐观、爽朗、超脱态度对待官场失意。这也是禅宗和道家思想在宋代流行的原因。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并非易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黄庭坚的朋友苏轼。苏轼的仕途比黄庭坚还要坎坷，他不仅是文学艺术奇才，也是官员中的另类，在新党执政时他非议新党，在旧党掌权后他又非议旧党，总其原因，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非任何一个党派所能包容。既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保持自己的人格，就会甘心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苏轼能以旷达情怀看待一切艰难，笑赏天风海雨，于风雨中吟啸徐行。
苏轼在为父亲苏洵守丧期满后回到京城，第一件事就是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其间“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等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苏轼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出狱，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神宗病故，高太后听政，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又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于是又为旧党官僚所忌恨，要求外放，出知杭州。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但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苏轼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绍圣四年，已六十多岁的苏轼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在一封信中描述他在海南岛的生活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北还，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一生。
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朝云在惠州去世，苏轼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苏轼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知道自己“不合时宜”，但他还要坚持，宁愿为此“九死蛮荒”。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说：“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谪当作难得的漫游机会，其内心何其旷达洒脱。最能够表达苏轼的旷达洒脱的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和情趣，不仅用他的经历和情怀成就了词的辉煌，而且留下了无数美谈。
黄庭坚还有一个朋友叫秦观，因为秦观写了很多爱情词，所以与他有关的爱情故事也不少，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秦观和苏轼的妹妹的故事，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证明为虚构。秦观在蔡州时曾和一名歌妓谈情说爱，还曾追求过一个姓畅的道姑。他买了一个叫朝华的侍妾，后来要了却尘缘修仙证道，把朝华送回父母家。他在长沙的时候，当地一名歌伎要跟他走，秦观没有答应，秦观去世后，歌伎到江边祭送了秦观的灵柩，回来就自缢身亡。
实际上秦观的爱情词不一定写的是自己的爱情经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就是清代人周济所说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他之所以要到爱情中去寻找寄托，是因为有太多的忧愁，他的忧愁也是来自贬谪，绍圣初年，秦观先是出为通判杭州，接着贬监处州酒税，又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宋徽宗立，秦观复宣德郎之职，返回的途中，在藤州去世。秦观没有像苏轼、黄庭坚那样笑对困境，他一路贬谪，留下了一路叹息，他的词中充满了泪和愁，“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无论是春花秋月，还是春鸟秋虫，在秦观眼中总是无边的愁恨。在他最有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中，秦观描写了斜阳衰草，古老的城墙，黄昏凄清的号角，城外江边准备起航的孤舟又慢慢消停了桨橹，正准备泛舟远行的客人竟忍不住把盏回望，说不清的惆怅，诉不尽的别情，都像云烟散去，剩下的只有满目清秋哀景。秦观被称为“古之伤心人”。据说苏轼读了秦观的《踏莎行》后，将其中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秦观被贬到雷州时就曾自作挽词，到藤州时他游华光寺，向客人讲了自己在梦中所作的词句，口渴了，就要了一碗水，水来了，他笑着看着碗中的水就死了，年仅53。黄庭坚贬谪宜州的时候，带着家人行到长沙，正好遇到朋友秦观的儿子和女婿护送秦观的灵柩北归，黄庭坚扶着秦观的灵柩，不禁唏嘘掩泣，清泪长流。临别时，黄庭坚拿出20两银子给秦观的儿子秦湛，做秦观的安葬费。秦湛一开始坚辞不受，后来收下银子，拜别黄庭坚，扶着父亲的灵柩继续北归了。
有人评论说秦观的心理承受力弱，因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念，实际上也可以说秦观是在中年人的时代中还保留有青年的感伤，也许是无法旷达，也许是不愿旷达，他以自己独特的哀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感叹号。
一个人的桃花源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宋］王安石《桃源行》
我频繁地做一个相似的梦，梦见自己驾着一只小船，在一条林木杂花夹峙的小溪上漂流，水的尽头是一个山洞，山洞以竹木为门，我每一次都是在洞口要推门的瞬间醒来。回忆梦中的景象，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了又想，就想起了桃花源。
长久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文人的梦幻，成了失落的人间天堂的象征。陶渊明这样描写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归结起来，这个令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世界，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然环境优美，桃林、芳草、落英，这是桃花源的背景，排列整齐的房屋，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塘，茂盛的桑树竹子，纵横交织的小路，这是桃花源世界的景观。二是人文环境和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闲暇无事则饮酒欢笑，其乐融融。因为耕者有其田，人人自食其力，没有竞争，没有攀比，人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不需要君主，不需要官吏，也就不需要交纳赋税。
在两晋时代，因为到处是战乱和灾荒，到处肆虐着暴政和贪婪，统治者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中苦难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籍写出了《大人先生传》，鲍敬言写出了《无君论》。阮籍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鲍敬言认为“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远古的黄金时代就是无君臣的时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这样的社会理想显然是受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影响。所以陶渊明幻想在山林的阻隔和保护下，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
这个被后人视为道家小国寡民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形象展示的乌托邦世界，实际上有着现实根据。在那个动荡年代，确实有许多人在寻找这样的人间天堂，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刘敬叔《异苑》所记武陵蛮故事，武陵蛮人逐鹿入石穴，攀梯而上，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这个故事也出现在庾仲雍《荆州记》中。《桃花源记》文中所交代的时间、地点都可考，而对桃花源生活的描写，虽与现世的动乱、政治的暴虐、人生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然也不是全为空想。《宋书?夷蛮传》记武陵一带蛮人居住深险的山中，没有徭役，称为五溪蛮。中原百姓为逃避战乱或赋税徭役，多有逃入荆蛮之地者。《宋书?夷蛮列传》记载：“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居皆深入重阻，人迹罕至焉。”《桃花源记》中提到的南阳刘子骥名刘骥字子骥，《晋书?隐逸传》有传。苏轼、王安石都认为陶渊明所描写实有其地其人。
现在看来，陶渊明的桃花源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都很平常，耕者有地，自劳自食，本应该如此，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天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缴租，不纳税，竟然成为乌托邦的空想。自西周至两晋，一直到近代，王朝频繁更替，社会经济制度变化巨大，但耕者无地的现实一直没有改变，土地或曰国有，或为豪强所占，百姓耕作的血汗供养着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土地成为万世百姓的伤痛。
在陶渊明所处的乱世，桃花源记被视为人间天堂可以理解，但在后来的太平盛世中，桃花源仍被视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也与刘晨阮肇故事、荥阳人故事故事一起归为神异小说。《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故事写刘、阮二人由剡县入天台山，迷而不返，偶于水边遇神女，被邀至洞府，与神女成婚，居十日求归，而家乡已非原貌，人间已经过七世。《搜神后记》中的荥阳何姓人在仙人引导下进山洞得田数十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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