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的名字是和他未完成的“历史理性批判”的计划连在一起的。仅仅这个计划的名称，就足以使人将他与《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康德联系在一起了。而狄尔泰本人似乎也不隐讳这一点。早在1864年，他在其巴塞尔大学（它给了狄尔泰第一个固定教职）的就职演讲中公开宣称：“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遵循康德的批判道路，但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合作，我们必须建立一门人类精神的经验科学。这就必须知道认识社会、思想和道德现象的规律。”7年后，在一篇纪念他的朋友和亲戚宇伯威格（Friedrich Uberweg，1826-1871）的文章中，狄尔泰又重申：“今天哲学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科学的认识论。”在被伽达默尔称为“他的划时代的主要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狄尔泰告诉人们，“历史理性批判”是要系统论述一种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历史理性批判”是一种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他所造成的社会和历史的能力的批判。这一切都让人觉得狄尔泰是要效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给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故技，用“历史理性批判”来给精神科学（即广义的人文科学）奠定基础。狄尔泰的哲学是精神科学的哲学，或精神科学的认识论。他是要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压迫下，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确立其作为知识和科学的正当性基础。这些理解不能说错，却是皮相之论。
从表面上看，狄尔泰的论题与康德的论题有些相似，而他也的确一再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由康德一劳永逸提出了，他的任务只是跟着康德亦步亦趋。但正如美国学者班巴赫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假定论题的相似变成哲学的一致。在许多方面狄尔泰与康德的分歧证明对于理解他的工作是决定性的。”狄尔泰对于现代哲学的革命性贡献，也正是在他与康德的分歧中初露端倪。
先让我们来看看狄尔泰对康德有哪些肯定。首先当然是康德的问题：“现象世界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知识的条件问题，当然也隐含着知识的基础或根据问题。康德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休谟哲学之所以对他有那么大的震动，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就是因为它向他表明知识已失去了其以往的形而上学基础。但康德并不想放弃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他的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就是亚里士多德原因的概念”，因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也显然不仅是认识论的，也是形而上学的。“他希望按照他的认识论立场，根据形而上学认识方面的起源来设想形而上学。”这个认识论立场就是知识始于意识，限于经验。这个立场也是狄尔泰所认同的，但仅此为止。
概而言之，狄尔泰赞同康德追问知识的条件或科学的条件的做法，他也主张从认识论上开始做。他和康德一样，要给科学奠定基础。但是，针对康德还想将形而上学改造为科学的幻想，他明确提出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不可能。他也不认为光靠认识论就能给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狄尔泰是在康德回避的一个方向上重新提出科学的可能性之条件的问题的。另外，他的认识论与康德的认识论也有根本的区别。他认为认识论必须成为更广泛的心理学、思想史、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探究，它应该对生命与意识作哲学和历史的反思。康德的认识论以先验主体性为中心，以固定的认识模式和范畴为基干，以逻辑和数学为意识的范型，以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经验。而狄尔泰的认识论在这些主要方面都与康德截然不同。虽然狄尔泰被人称为“历史学的康德”，但他不是康德的继承者，而是康德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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