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译】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以千里之途为遥远来到鄙国，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使鄙国得利呢?”孟子回答道：“大王何必谈什么‘利’呢!只要讲仁义不就行了吗?如果大王只讲‘怎样使我国得利’，大夫也只讲‘怎样使我的封地得利’，一般读书人以至老百姓都只讲‘怎样对我自己有好处’，上上下下彼此之间都一味讲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犯上杀害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的，一定是那拥有千辆兵车的公卿；犯上杀害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君的，一定是那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国的大夫。天子、诸侯有一万、一千，他们就能有一千、一百，不可说是不多了，但如果把义丢在脑后而将利置于第一，那么他们不夺取那一万、一千，是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而抛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把他的国君扔在脑后的。因此，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啊?为什么非去讲那个‘利’呢?”
[述评]
这段经文是《孟子》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即魏，公元前362年魏惠王侯罃由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称梁惠王。在战国诸雄中他首先自封为王，扬威二十余年，可称雄主。因此孟子来谒，他的态度简慢而带有调侃，言外之意是：你还有什么能教我的呢?教我取利吗?我可是略地敛财的专家啊，何必仆仆风尘、千里而来呢?谁知孟子当即不亢不卑地用“仁义”二字把他顶了回去，并且以利欲不止则不免有公卿杀天子、大夫杀诸侯的例子来耸动视听。这话主要攻心，惠王当然不会忘记十多年前，魏、赵、韩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不能不想想，有没有再被自己的大夫分掉的危险。孟子说话，就是这么绵里藏针的厉害。
义利之辨虽并不起于孟子，比如《论语》中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孟子既把它作为国家存亡的大防，他的弟子又把此章编于卷首，足见“仁义”二字在孟子王道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姑且将上一篇已开了头的“性善论”的讲评放在一边，先来讲讲这义利之辨，回头再谈性善论，就不会感到越讲越抽象不可捉摸了。
这里牵涉到三个概念，利、仁、义。利，就是一己之私欲。朱熹《孟子集注》说：“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比较)，人欲之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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