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源头活水
第二节 源头
二 《易经》的自身特殊性与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地位
与《易经》同时代的几部元典中，《尚书》深奥难懂，《春秋》用辞多变，“三礼”繁文缛节。但是，后几部书只要在文字音义上下工夫，再多方参照有关的注解和研究文献，就很容易过关。《易经》则不然，它素有“宇宙代数学”之称，即使文字音义全懂，也是枉然。再加上后代几千年卷帙浩繁的注经之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令大众读者望而却步，只得徘徊于这座“神秘殿堂”之外。
《易经》是一部奇书，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结构。别的元典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构成，每一篇独立性较强，篇与篇之间的序列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十分严格。而《易经》一书由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卦的序列自有确定的含义，不允许颠倒，《杂卦传》对此有明确的说明。近几年发现的帛书本《易经》虽卦序不同，但只是为了记忆方便，并不具科学性，恐怕这也是其不能流传的原因之一。《易经》六十四卦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乾、坤为上经之首，咸、亨为下经之首。
《易经》包括经与传两部分，这也是它的特别之处。别的元典如《诗》、《书》、《春秋》等，经传并行，各自流传，传是释经的，不能算作经。如《春秋》所指的就是那大约16000多字的经文，解释经文的《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则不包括在内。而《易经》则不同，它包括了《易经》与《易传》两部分的内容。
如果我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易经》的最大特点，那就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也就是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套用现代语言，就是用符号表达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许多的特殊性。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象数与义理的统一
《易经》之象主要包括阴阳之象、实物之象，数包括大衍之数、太极八卦之数等。简单地讲，“象数”是指《易经》六十四卦卦象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和体现卦爻象的数字。象数易学的特点是，重点探索卦爻象与卦爻辞乃至与《易传》之间的种种关系。象数派的学者们认为，《易经》经文字字。句句无一虚设，皆出于卦象。具体到《易经》的解说方面，表现为侧重于解释《易经》经文在卦象上的依据。
至于“义理”，是指《易经》中所蕴涵的各种自然、社会及人生哲理。义理派的特点是，全面揭示与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具体到《易经》的解说方面，重在阐明《易经》之微言大义，很少或几乎不问津经文与卦爻象之间的种种联系。
象数与义理虽有区别，但却是有机的统一。象数是义理的基础，没有象数则义理无从谈起。同样，没有义理，象数就得不到升华，只能沦为术数。易学发展史早已证明，东汉的象数易学正是因为忽略了义理的指导而造成了妄说泛滥，迷信横行，直到魏晋玄学家王弼的扫象之后才使易学重整旗鼓。而改革开放以前，大陆的易学研究则因过分偏重义理，忽视乃至批判象数，并机械地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义理，造成了易学研究的空洞化。
（二）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任何一部书，都存在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问题，、但这种抽象乃是理论上的一般，总是有其确定的含义的。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虽是抽象，仍为具体，这乃是语言表达之结果。而《易经》则不同，它主要是用象数表达思想。为什么要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呢？因为这样做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具备了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备了最大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具体性，这就使它与别的元典，如《诗经》、 《尚书》、《春秋》等有了很大的区别。后者所讲的道理，虽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实际上是比较具体的，肯定或否定什么是很清晰的，最多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但这类问题只要借助工具书，是不难解决的。
《易经》则不然。它的六十四卦要极尽三才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对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人物都适用，就必须“只讲一些空套子”，使得“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冯友兰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象来表达，而且必须是最抽象之象，才能够灵活表达三才之理。《诗》之比兴和《孟子》、《庄子》中的比喻和寓言，是一种有确指的象，偏主一事一物而言，易之象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指。例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象。这个象无非是要表达一个“健”意，上自天子王侯，下及庶民百姓，都能适用。初九“潜龙勿用”，描述的“潜龙”之象，对任何人与事物都适应。这种极其广泛的适应性，用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准确表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易经》的象数是没有确定的含义的，从中可以引申出无限的含义来。稍懂易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六经注我’？，就是“我注六经”，但不管以哪种方式，都是解易的著作最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易经》的最高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易经》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可以任想象力纵横驰骋、。冯友兰先生把《易经》比作“宇宙代数学”，可以说是对《易经》抽象性的最准确表达。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方程一样，具备最大的抽象性，也因此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
同时，《易经》又具有最大的具体性。因为它不仅有卦爻辞，而且有传，这些文字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既包含确切的历史、地点、人物、事件，又表达了明确的思想与价值取向。特别是象数方面，它能对上至天文，下至人事的许多具体问题做出吉凶判断。每当涉及一具体问题时，它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明确，可见，《易经》既具有最大的模糊性，又具有最大的准确性。这一点与现代的符号逻辑不同，符号逻辑乃纯符号的运动，而《易经》的逻辑既有符号又有实物，所以这种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是自古及今从未有过的，这也是《易经》一书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三）理性与神秘性的统一
《易经》一书是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表达三才之道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其功能虽大，却不是来自天神所赐，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示录，而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画八卦之后，又经文王、孔亏的发展才最终定型。从结构上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完全排除了任何神的因素。
在古代世界，宗教信仰是很盛行的。_纵观中国历史，尽管宗教从未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当今的伊斯兰教那样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中国古…代的祭天、崇天意识却十分浓厚。《易经》产生的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对对许多现象充满神秘感，对天有一种神秘的畏惧。周代的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但却处处宣称自己代表天意，这是为何？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统治，如果没有天意的支持，就会失去统治的依据。而殷代的崇鬼仪式已远远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有《易经》这种披着神秘外衣的理性符号结构，才能使被统治者死心塌地地视其为神物，自觉地接受它，崇拜它，从而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
易的神秘性表现在卜筮和卦象两方面。用卜筮决定吉凶，百姓以为它是神意的体现，心里确信不疑。如果不用卜筮，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来指导别人的行动，纵然正确，也会令人半信半疑。更何况统治者的许多言行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有靠神秘性来充门面，才能够使民众信服。但是光用卜筮也不够，还必须把卜筮断出的吉凶用卦象表现出来，让人们觉得卦象所显示的吉凶，是言之成物、持之有据的，这才能让受众深信不疑。所以，占卜最早是为了寻找统治合理性的最重要手段。一远古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素质——与神沟通、秩序权威、技术权威中，神通是第一位的，“王”字的书法结构，就说明了统治者通天的重要性：将“王”字分解来看，上中下三横分别代表天、人、地，而中间的一竖则将天地人贯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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