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待西方学术的两种态度和中西会通的两种取向
一般而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会对文化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对外来文化一般在短期内无法接受。肩负传教重任而来中国的耶稣会士大多知识渊博，熟知西方学术，一方面，他们所传授的科学知识让中国的学者感到新鲜和赞赏；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上的自大幻觉受到冲击而使中国儒士阶层感到不安和懊恼。于是就有了对西方学术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学习与抵抗。前一种态度导致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而后一种态度则酿成了清初一场极为轰动的历讼。
自觉学习西方学术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学者首推徐光启。在与西方传教士有接触之前，徐光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为步入仕途而忙于参加科举考试。他辗转苦读，博览群书，积累了极为广泛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徐光启于1600年初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其渊博的学识所吸引，希望能拜其为师以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经深思熟虑，正式受洗礼而成为天主教徒。几经周折后，他终于在1604年43岁时考中进士，随后入翰林院，开始在北京居住。从此他与利玛窦的交往变得极为密切，有一段时间每两天就要听利玛窦讲授一次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当完全弄懂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后，他大约从1606年冬天开始着手翻译该书。第二年春天，该书前六卷翻译完成并正式出版，成为我国近代数学发展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就在《几何原本》一书刊行的这一年，因父亲去世，徐光启回老家服丧3年。当他再回到北京时，利玛窦已经去世。虽然与利玛窦共处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在徐光启的一生中，这是一段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如果没有与利玛窦的这一段交往，徐光启或许就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充其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学者，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一位影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科学家。
正是由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主动接纳和学习，才迎来了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高峰时期。传教士不仅可以在受到较少限制的情况下向中国学者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个别人还被征召进入宫廷，参与编制历法、测绘地图、制造观象装置等重大活动。据统计，自1582年利玛窦进人中国到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宣布禁教，被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达370种之多，其中科技类有120种左右。①这些著作涉及极为广泛的内容，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解剖学、逻辑学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科学仪器和兵器等技术。上述工作为中国接触西方科学起到了一种铺平道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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