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顺序并不相同，教师需要根据自身状况以及情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重组自身的角色呈现，表演好特定情境预设好的角色。由于教育情境复杂而多变，因而教师角色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教师需要扮演许多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角色，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承诺。不同的角色对教师造成困扰，教师被夹在各自有着自身合理性的不同角色之间，但是对教师进行评价的时候人们往往以某一单一角色、功能的履行状况作为基本标准而不考虑其他角色对教师实现这一功能的可能损耗。
教师的不同社会角色是与特定的社会功能相对应的。而且，尽管角色都是由外界界定的，但是终究需要教师来具体展现，不同角色之间的紧张最终会在教师行动中体现，造成教师的角色紧张和内心冲突。
事实上，教师只能部分而不是整体实现角色功能，作为教师他（或她）是合格的，能够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各项事务，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或者父亲或许是不称职的，而且中小学教师更多的是女教师，不能照顾子女对于她们来说更难以承受。尽管受到“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意识形态洗礼，但传统上抚养照顾子女仍是女性天然的职责，教师职业对于母职的剥夺不论是否恰当毕竟是现实，其后果则需要女教师独自承担。“教学占去大部分时间，很少有时间陪女儿，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受访者语）。教师职业对传统母职角色的压制造成了教师的角色紧张，成为妨碍女教师身份认同的职业性因素。
与社会公众对女教师的常识性看法有所不同，尽管做女教师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符合我们对女性的角色预设，但是事实上女性在从事教师职业之后往往深陷在不同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不同角色在时间、精力、资源上的排他性占有、限制了女教师可能采取兼顾行为的空间，在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中，女教师往往只能优先选择工作而不情愿地放弃家庭。尽管在传统上女性被要求呆在家里，女性工作被讥笑，甚至被认为有损男性的面子，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女性工作不只是维持家庭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女性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如果工作得不到认可，会影响女性的自我认同。实际上这也宣示了女性母职在女性价值世界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工作开始以强有力的方式塑造女性的认同。不过不同地区的女性、不同的女性赋予母职在自身价值世界中的权重并不一致，呈现出地区性、个体性差异。教学对教师日常生活的侵犯，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性领域对于私有领域的压制，系统对于生活的入侵，女教师的情感、经验受教育规则制度的约束不断狭小化、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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