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王星为什么重要？
“冥王星万岁！”
“别再搞行星歧视！”
“冥王星是被陷害的！”
“亲爱的地球：你这浑球。冥王星敬上。”
“冥王星仍然是颗行星啊混蛋。”
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在布拉格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与会者表决，将冥王星逐出了太阳系。消息传出，街上的T恤衫和汽车保险杠上就出现了大量反对标语，以上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突然之间，IAU决议就将冥王星在科学上除了名；它在文化上、历史上、乃至神话上的地位也被一并剥夺了。
在天文学家看来，要将冥王星称作“行星”已经越来越难了；如果要继续这么称呼，就得给几颗晚近发现的天体同样赋予“行星”的称号――其中有块名叫“Eris”（以前叫“Xena”）的冰冻岩体，其体积甚至比冥王星还大。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专家剥夺冥王星在苍穹中的地位。“行星”的定义更多地涉及语意，而非科学1。与其将冥王星逐出太阳系，还是新发展几颗行星比较容易――有些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确就是这么建议的2。但IAU拒绝妥协3，他们搬出了好几条专业理由：冥王星比另外八大行星小得多啦；冥王星围绕太阳转动的轨道更接近椭圆啦；冥王星的引力太小，无法“清理轨道周边的大型物体和碎片”啦；等等等等。
听到这个，美国人惊呆了：“冥王星是行星”是他们从小就学到的，是他们记忆中重要的天文学知识。要改可没那么容易。再往深了一层看，他们觉得这么做不公平；IAU决议激发了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为什么突然就把冥王星踢出了行星联盟呢？自1930年发现以来，它已经在里面待了近一个世纪了。一位卡通画家写道：“不准反悔。”4
很快，相关网站纷纷成立，它们呼吁网民投票，推翻专家的决议，让冥王星保留原有的地位。有人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个小组，组名叫“我在你这年纪，冥王星还是颗行星”，组员达到了150万人。新墨西哥州人民对的反对声尤其强烈――当年，冥王星的发现者克莱德·汤博（Clyde Tombaugh）曾在这里发起过一个天文学项目。墨州众议院经过投票，一致决定保留冥王星的行星地位，还将2007年3月13定为“行星冥王星日”。美国方言学会也把“被冥王星”（plutoed）选为了2006年的年度单词。学会还给它下了个定义：“使某人或某物降级或贬值，例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全体大会上判定，冥王星已不符合其行星标准，此举致使这颗前行星被冥王星了。”
甚至许多科学家都感到了不安。天文学家艾伦·斯特恩（Alan Stern）就说天文学界让他“觉得丢脸。” 5斯特恩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新地平线”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项目宗旨是飞往冥王星及以外的天体。斯特恩质疑了将冥王星降级的程序，称“只有不到5％的全球天文学家参与了表决。”别的专家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还有人打趣说，IAU就是“无关紧要的天文学联合会”（Irrelevant Astronomical Union）。喜剧演员也开足马力。笑星比尔·马赫（Bill Maher）就讥讽道科学家是在“割肉”。史蒂芬·高博特（Stephen Colbert）打趣说，这颗前行星被迫与太阳系外的“同类”会合，已被“平等隔离”。类似的笑话层出不穷，拜它们所赐，理应是冷静理性的科学界现在换上了一幅喜怒无常的嘴脸。
总之，对这个决议满意的人几乎没有；下一次IAU会议（定于2009年8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甚至有可能重启辩论。那么，这场星际冲突是怎么闹起来的呢？参与的科学家难道没有预见到公众的反应？还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从科学上说，冥王星决议真的必要吗？
这些问题涉及很广，远不止是太阳系有几颗行星的问题，也不止是未来的婴儿摇篮上会有什么挂件的问题（婴儿摇篮上常挂有行星模样的挂件――译注）。因冥王星而起的喧哗是个生动的例子，它展现了科学和其他社会部门间的鸿沟。在美国，这道鸿沟尤其醒目；而美国又是个特殊的国家：它的科研在世界上居于领先（至少目前如此），但它也孕育了一股强大的反智文化，让民众对科学不管不顾（只要科学家别折腾冥王星就行）。
仔细想想，这个反差真是惊人。美国有规模庞大的科研设施，每年支持科研的联邦经费超过1，000亿美元6。巨大的硬件投入在全国织起一张大网，其中有政府实验室，有各类研究机构，有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开展广泛研究的创新企业；这些机构在网中各得其所，共同撑起美国的科学事业。正是因为巨额投入，美国才造出了原子弹，登上了月球，破解了基因组，发明了互联网。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国，孕育出了一批对科学无知的国民。他们不是彻底无视科学的进展，就是干脆拒绝科学的原理，决绝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比如，许多美国人拒绝接受生物演化的理论和事实，数量之多令人沮丧。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还有地球上形态各异的其他物种，都是由演化产生的，尽管这一点在科学上已经确凿无疑。再来看疫苗：疫苗是医学史上一项伟大、成功的发明，到二十世纪末为止，它们每年都挽救一百万人的生命7。而现在，在反科学的美国人中，却有一些富有影响的个人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国家已经被政治一分为二，两边的阵营对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众，在民主党员中，相信“全球变暖是事实，而且是由人类活动引起”8的比例，比共和党员高出两倍还多。不仅是这样，美国还在丧失二十一世纪的科研竞赛中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印度和中国等取代。
如果美国真的失去了先机，那么公众对科学的隔膜肯定会是一个原因。在美国，科学或许是费解的、可怕的、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公众与科学的接触也往往浅尝辄止。调查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认识一位科学家9。能叫出全国最高科研机构的人就更少了（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7年底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说出一名科学界的典范人物，结果44％的人交了白卷10――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收到的答案中，“盖茨”、“戈尔”和“爱因斯坦”出现得最多；而这几位，有的根本不是科学家，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
现状如此，在科学家每天起床接着改造世界时，美国的普罗大众就难免跟不上了。正是两者的疏远，让冥王星式的冲突反复爆发：民众突然闹明白了科学家在干什么，随即报以愤怒或警觉，甚至更糟。
冷落冥王星不会在地球上引发什么大不了的后果；但科学和社会的脱节却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我们生活在变革的时代：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生态饱受掠夺，生物医药研究争议频频。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恐惧的事物，比如全球疫病、核扩散、高科技恐怖袭击等等。在遗传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我们都站到了突破的关口上（其他领域也是）。这些突破会重新界定我们的身份，甚至让我们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科学理应在政治生活、经济前景、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担忧的分歧却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眼前：一边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另一边是我们生活、参政、求知、娱乐、以及界定自我的方式。
科学家和美国大众之间存在文化隔阂。更严重的是，这种隔阂持续存在，愈演愈烈，已经体现在了决定我们如何思维的社会部门中。在政治、新媒体、娱乐、宗教等领域中，科学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它没有。
2001到2008年，一届广受批评的政府主宰了美国政坛，它对科学极其蔑视，在美国近代史上尚无先例11。和这个反面教材相比，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无论如何，科学在政界仍受冷落。它理应在决策和治理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但获选上台的官员对此少有体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许多政客都没能在自己关注的问题中看到科学，尽管科学在这类问题中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凡是政客都有意让自己显得对科学不太精通，因为他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书呆子。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2年写了本经典著作，题为《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2。书中记载了对智力活动的蔑视如何成为了美国文化的痼疾。作者提出的问题现到还在困扰着我们。在对待科学家的态度上，这个问题显得尤其迫切，而且，它从美国诞生以来就忽隐忽现，始终存在。比如，我们为倍受尊崇的国父富兰克林重写了传记，把他塑造成了喜欢修修补补的的凡夫俗子，而实际上，他却是位深谋远虑的一流科学家13。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4曾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在他看来，这里的人民对成品的兴趣超过了成品制造过程中的智力挑战和问题。他这么总结道：比起理论来，美国人较关注科学的实际应用。长久以来，美国科学家都要和两股力量竞赛：一股是我们务实进取的态度，另一股是我们的宗教虔诚。当迈凯恩和佩琳在2008年的竞选中嘲讽对果蝇和灰熊的研究时，他们想讨好的正是美国的这股反智风气。他们满以为这样就是给自己加了分；不过这大概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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