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cotsLyotard，192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他的第一部著作为《现象学》，走上了以理解历史为真实任务的漫长教学与研究道路。他对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扩展到美学、政治、经济、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对思辨叙事的怀疑是他的思想的中心主题，也成为他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车槿山，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文系，1988年于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现代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文学系完成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译著有《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象征交换与死亡》等。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后现代条件下的知识问题”，涉及了19世纪末以来.受到科学、文学、艺术行为原则影响的文化状态，对现代的评论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指出后现代的科技发展向人们提供了权力的增长，使知识变成了商品，成了决策的因素与手段。技术标准并不能判断真实与正义，在分歧中产生了相对临时的、制约性的真理标准。

    至于高等教育，这个叙事似乎限制了它的范围。人们一般认为，拿破仑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职业能力，这对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忽略了一点：在自由的叙事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帝国政治之所以要让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培养国家干部（附带地也培养市民社会干部）的苗圃，是因为人们认为，通过这些人将来所从事的行政工作和职业，通过在民众中传播新知识，民族本身可以获得自由。同样的推理对建立真正的科学机构来说就更合适了。每当国家直接负责培养“人民”并使其走上进步之路时，我们都能看到国家求助于自由的叙事。
    在另一个合法化叙事中，科学、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思。这正是1807至1810年间柏林大学成立时发生的事情，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极大地影响了那些新兴国家的高等教育组织。创建这所大学时，普鲁士内阁收到费希特（J.Fichte）的计划和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提出的观点相对的计划。洪堡（w.vonHumboldt）必须作出取舍，他选择了后者那种更为“自由”的意见。
    读洪堡的论文时，我们可能会把他全部有关科学机构的政策简化为一条著名的原则：“把科学当做科学来研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误解了这一政策的目的，他的政策与施莱尔马赫更全面阐述的政策十分相似，而在施莱尔马赫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我们有关的合法化原则。
    洪堡坚定地宣称，科学服从自己特有的规则，科学机构“自我生存并且不断自我更新，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任何确定的目的”。但他还补充说，大学应该把自己的材料，即科学，用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培养”。这样的教育作用怎么可能来自一种对知识的非功利性研究呢？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不是对知识本身漠不关心吗？因为按照洪堡的证明，国家、民族以及全人类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特性和行动”。
    因此教育大臣洪堡面临重大的冲突，它让人联想到康德的批判在认识和愿望之间造成的断裂。这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冲突：一种游戏是由仅属于真理标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构成的；另一种游戏则支配着伦理、社会和政治的实践，它必然包含一些决定和义务，即包含一些不必真实、但必须公正的陈述，这样的陈述归根结底不属于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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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范围：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
第二章 问题：合法化
第三章 方法：语言游戏
第四章 社会关系的性质：现代的抉择
第五章 社会关系的性质：后现代的视野
第六章 叙述知识的语用学
第七章 科学知识的语用学
第八章 叙述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第九章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第十章 非合法化
第十一章 研究与通过性能达到的合法化
第十二章 教学与通过性能达到的合法化
第十三章 研究不稳定性的后现代科学
第十四章 通过误构达到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