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与合欢树的记忆 2010年最后一天，我去季风书店慰劳一下疲惫的心灵，偶遇在报社工作的石君，他轻声对我说：史铁生去世了，在今天凌晨。书店里很安静，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急忙追问缘由。我不应当这么惊奇才对，因为我见识过病魔带给他的痛苦。他三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后的第一天，人很精神；第二天精神大减；第三天，差不多委靡不振了。而且，我想象不到，做完透析后他十分饥饿，饿到必须立即吃东西的地步。2004年春天，在上海，在王安忆老师的指挥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推着他的轮椅飞奔到宾馆去吃东西…… 为了方便透析，他在胳膊深处直通血管埋了一根管子。他曾让我伏在上面听一听，我被震撼了，血流涌动的声音完全就是长江大河奔腾而下的声音！人的细小血管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大力量，生命的激情太令人震撼了！难道……它就突然停息了？那訇訇的奔突声就消失了？对于生死，背负着苦难已经走了很久的史铁生曾有无数次的叩问，在《我与地坛》中，他说：“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我欣赏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我欣慰他的苦难总算得到解脱，但我还是自私地不希望这个节日这么早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作为一个读者，送别自己喜爱的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默默地读他的书。翻动着冰冷的书页，我想起了许多他的文字伴着我们走过的时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觉得那才是20世纪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王蒙到王朔，从张承志到余秋雨，从新写实浪潮到陕军东征，仿佛积蓄了多少年的能量在此找到了井喷的出口。一部部作品在所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终于为它的真正读者所阅读：《九月寓言》、《废都》、《长恨歌》、《活着》、《坚硬如水》、《丰乳肥臀》、《马桥词典》，还有苏童的那些中短篇、于坚等人的诗、李辉打捞历史的“沧桑看云”系列……每一部作品都曾留下不同的阅读记忆，有赞赏，有感叹，也有争论；社会正在日益世俗化，人们都在奋不顾身地“下海”、“走穴”、倒卖，然而此时毕竟还有这样一批作家和这些作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空间。外界环境如此喧嚣，而他们却又如此执著于精神的探索和表达，这中间有多大的反差啊，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出这批人的可敬。那是一些在人生最迷乱的岁月中伴着我精神成长，在内心最为孤独的时刻给了我生命营养的作家和作品，虽然现在我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但我对他们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敬意，这是后来的一些作家用再多再轰动的作品也永远无法取代的尊敬。
    为此，我很久前曾发愿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部《九十年代文学史》，将别人以为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它却蓬勃生长的景象描述出来；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精神史。毫无疑问，史铁生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
    《我与地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1992年秋天，我进入了大学，至今我仍十分感谢一位姓耿的教我们写作的老师，她以对当代文学的热爱、敏锐的感觉、不俗的审美鉴赏力引导着我们的阅读，也不断地为我心中高涨的文学火焰拾柴加薪，她向我们推荐《我与地坛》，给我们讲《命如琴弦》。“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样的句子立即就把年轻人俘虏了，大家传抄着，甚至在手记中不断地模仿着写下很多类似的句子。对文中用四季来对应地坛的时节和人生的时序也佩服得不得了，常恨心中没有他那么多的比喻。至于一个人“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心态，我们也试图去理解，对于苦难、命运、欲望、救赎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深刻”。反正，这篇文章当时大家是争相传诵着，不过对于文字中的禅机，甚至对于苦难与命运的追问，又哪里是我们这帮初出茅庐、什么风雨也没有经历过的人所能领会的呢？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读《我与地坛》的同学哪里去了？我只知道耿老师也离开了那小小的校园，她还会记得那些为文学沉醉的日子吗？如今谁还会以一颗白心静静地重读《我与地坛》吗？如今还在传抄这样作品的人是不是都是不正常的人呢？史铁生对当代文学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在务实的时代中能有这么漫长的写作之夜、这么大篇幅的“务虚”，是史铁生向命运挑战的结果，这部书集中了他的写作才艺和对人生的思考。不过，我得承认，当年我并没有读懂它，以后几次想认真读读它，都因心境浮躁没有气力来完成，特别是他用英文字母来命名人物的写法更是让我眼花缭乱。
    有段时间，我发现缺少阅读史铁生的耐心了，觉得他越来越玄，到2006年《我的丁一之旅》，我从大连背回上海，又几番从上海背到别的城市，始终没有读完它。我心中很歉疚，觉得背叛了对这位作家的敬意。渐渐我发现跟我谈论史铁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偶尔一次有人说起《病隙随笔》，我激动了老半天，不久大家谈论的只是史铁生的病了。这两天我总是在检讨：远离史铁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的心越来越虚浮？——也可能越来越实际进而远离了“虚”和“玄”。我忘不了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收获》杂志的一句宣传语：“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史铁生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除了他所贡献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和品质，他的文章是干净的、宁静的，他的存在显示着文学“灵魂的净土”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在当今是百无一用之物，但一个作家也有他的幸福之处，比如由于文字，许多读者与作家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作家也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让疏离的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靠近了许多。正因为这样，见到史铁生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那是2004年5月，王安忆老师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有了一笔经费，她想到了请多年未曾到沪的老友出来看一看。我当年的日记中曾有两次记到这件事情。5月25日：“史铁生上午9时半来校演讲，有王安忆和马原陪同。史人很平和，但面色乌黑，着毛衣。中午饭后，谈关于美国、梦想、信仰，没想到竟然争论起来，我觉得他太单纯、书生气了。”与复旦学生的对谈是在复旦叶耀珍楼多功能厅进行的，暗暗的，环境不很好；可能是上午，那天来的学生似乎不多，与贾平凹来时学生把逸夫楼挤个水泄不通无法相比，即便这样，史铁生说他已经够紧张了，“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今天见了这个架势，还是让我紧张”。这不是矫情，是真实的状态，所以他开头就说要申请抽支烟，消除紧张。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同学提问，有人提到了《我与地坛》，表达了对作家的敬意。
    这个对谈后来曾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当年《上海文学》第7期，我找到当年整理稿的电子文档，没有想到这是史铁生当年修改的回传稿，上面是醒目的一行：“周立民老师：文中改动部分，红字为准，蓝字删去。史铁生04，6，11。”如今对着它，我良久无语。那天的“争吵 ” 发生在午饭后，上海某作家的日记中还曾记过一笔，说复旦一青年还是学生的，那就是我。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客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太崇拜美国及其一切了，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心态；而史铁生则认为如果没有信仰和梦想怎么能行呢？我的反驳又是：美国就是我们的梦想吗……那天饭后，虽然不是剑拔弩张，但也算你来我往谁都不相让，安忆老师甚至也来浇水熄火。不过讨论问题是讨论问题，不伤和气。或者正是史铁生的和气，不摆大名人的架子，才有了我的放肆。现在想来，我的很多较真儿实在很愚蠢，我们东北人也太直性子了，他讲了一个上午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休息休息呢？两天后，我又见到了他，5月27日，“下午4时半，到宾馆见史铁生，后王安忆来，推史到附近医院去透析，史一再说王安忆太热情，心甚不安。我见王半跪在地上替史系鞋带，十分感动……”系鞋带的细节我终生难忘，那一代作家彼此温暖着携手前行的友情是浇灌我灵魂的净水。记得那一天在宾馆闲谈中，他说过：不能要求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就比上一部好，这做不到（大意）。我理解他的意思，更佩服他看得开，写作不是争胜，一个作家只有剥除了这份心态才会更自由地写作，也才会越写越好。
    此后，有一年在北京，是一个文学奖的颁奖，我见到过他，那天风很大，他有些感冒，还是抱病出席…… 多少年前，史铁生的母亲不经意中种下一棵合欢树，一度以为它死了，没有想到竟然活了过来。她呵护着它，也常常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苦难让他们忘记了这棵独自承受风雨的树，儿子腿残了，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为不公的是母亲年仅四十六岁竟猝然逝去，儿子痛苦中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母亲去世后，史铁生的小说接连发表了，得奖了，但她看不到了；这棵合欢树长高了，也开花了，但她也看不到了……老房子新换了人家，那有一个孩子，史铁生感慨：“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