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近代报业的
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19世纪60至90年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从“自强”发展到“求富”阶段,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为标志。虽然这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它一出生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但它仍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不屈不挠地成长着。到维新运动以前,近代工矿企业数目、规模、行业和部门得到了不断地扩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五年内民族资本家设立的企业82家,超过了以前二十余年开设厂家的总和①。再以资本额来衡量,甲午战后官督商办、官办和商办两类资本额的比例,和甲午战前有显著不同: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占77.6%下降到30%,属于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占22.4%上升到70%,资本额增长数量近三倍。在全部资本主义生产中,民族资本从劣势转到优势,在纺织、缫丝等轻工业部门,更是遥遥领先。②1897年,张之洞描绘了全国各地民办工业的蓬勃兴起之势。他说:“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①这些情况表明,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一方面,它为近代报刊业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必要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也迫切需要通过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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