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宪法确立了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只有它才有权宣布什么是违宪的。我们知道宪法是不会说话的，因此，宪法不可能被最高权力机构“违背”，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性其实只能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至上性：不是宪法至上而是最高权力机构至上。个中缘由：因为主权性宪法确立的是具体的意志，宪政性宪法确立的是抽象的规则（宪法有时被说成“元规则”）。抽象的规则限制与制约了人类的意志行为，服从宪法是服从理性与正义而不是服从权力机关的意志，宪法权威之所以建立不是因为宪法的权力意志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宪法体现了理性与正义。总之，宪政性宪法确立权力的游戏规则，而主权性宪法确立权力的决定者。立宪的目的在宪政性宪法那里是建立一个限制、规范和保障权力行使的游戏规则，在主权性宪法那里只是它对主权者的权力的再一次明确。主权性宪法所建立的宪制不是一个有限政府政制，也不是一个保障主义的宪制，而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宪制。在历史上，由于最高权力者总在变换，宪法也总是处于不稳定当中，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法国已经颁布了14部宪法，法国宪政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我们回到宪法的原意，或者从宪法所必须体现的维度来甄别，主权性宪法很难被认为是原本意义上宪法。正如萨托利所说，它是一个“名义宪法”，即它只是借用了宪法这个名称来显示它的权威性，但它的权威性和原本意义上的宪法权威性完全不同，因为它们的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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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安排可以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生活？本书试图探讨这一既旧又新的问题，并将其视为宪政科学的事业。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称呼，因为在一些从事经验研究的政治学者眼里，这种探究能够产生智慧，但不是一种科学。从这种探究能够产生一些比较稳定可靠的结论来看，称之为科学应该是有说服力的。本书赞同戈登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宪政的关键部分是一种对抗性权力安排，并展示了这种安排在古典宪政、普通法宪政和“宪法”宪政中的不同表现。让人兴奋的是，作者对这种权力安排的功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仅具有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基本自由等消极功能，而且更关键的是具有人们容易忽略的积极功能：通过容纳冲突和对抗，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求知欲，并高效率地收集、传播和运用冲突过程中所生产的知识，推动制度的自我维新，促进优良生活秩序的扩展。
——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