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大多数的爱斯基摩人（Eskimo）和柏柏尔人（Berber）当中，争端双方往往会安排“歌斗”，其特点是：对立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将面对面地、愤慨地用不同音阶的诗歌或谚语表达各自的理由。其目的是劝说人们相信自己的主张公正合理。公众赞同一方或另一方的表演以确立最终的判断。然而，更近距离的观察表明，尽管“歌斗”在某些案件中的确解决了争端，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可能发生作用的，却是对于非常模糊而暖昧的社会关系的维持。他们自儿时起就懂得，只要不同他人发生暴力，他们就应当获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自儿时起就知道，人类所身处的宇宙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预知的，因而在个体的社会安排上，爱斯基摩人根据传统彼此预留了相当可观的回旋余地。像阿特拉斯山脉地区的柏柏尔人一样，寒居北极的爱斯基摩人由此保留了协商解决的灵活性，通过这种具有戏剧化张力的方式来反复强调自己运筹帷幄的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歌斗”以其夸张讽刺和毫不掩饰的憎恶，戏剧性地保持了所有关系的模糊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解决争端的程序。的确，正如赫维·瓦雷纳（Herve Varenne）所言，一种文化中可分享的因素，绝不是那些不相关的信仰，而是那些适用于分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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