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萧条”阴云重现
　　2008年9月15日，无疑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在这一天，位于纽约的国际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这不仅让全美国的金融体系陷入恐慌，并且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让本已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除此以外，这一天也同样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一天。
　　2008年9月15日所发生的一切，让一系列已经有所显现的趋势日渐成型，这个趋势不仅将彻底改变华盛顿政策制定者恣意操控全球资源的格局，也限制了美国实施其外交政策时可选择的手段与方式。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再加上美国经济已雏形初现的趋势和即将显露的端倪，定将减少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度。
　　如果像雷曼兄弟破产事件所触发的这种信贷危机在程度上足够严重，持续时间足够长的话，很可能会招致灾难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严厉的对策，而且还将继续扩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和限制，此时，政府已经把自己变成整个国家最大的银行之一。联邦储备委员会更是史无前例地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政府直接插手并控制了业务范围遍及世界各大洲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两个准国有的抵押贷款收购商--房利美和房地美。尽管国会批准了将75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收购出现问题的按揭贷款，但财政部却把这笔钱用于收购美国最大商业银行的股份，以维持其流动性和偿债能力，以帮助这些银行疏通信贷阻塞。这些不同寻常的举措，与银行的惜贷行为及消费者收缩开支交相呼应，让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陷入了一场全方位的萧条，这场危机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那毕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具破坏力的一次经济衰退。
　　除了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之外，这一切最终毕竟还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它彻底动摇了美国人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也让人们开始怀疑政府在外交政策中作为外交事务的全权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核心地位；
　　其次，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人自然也会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更多地转向国内事务并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界以外的事情；
　　第三，美国依旧深陷“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此前包括“冷战”在内的诸多次危机并没有显著影响美国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让2008年9月15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一个重要时刻的，不仅仅只是雷曼兄弟破产所代表的金融危机，或是被它进一步恶化的经济萧条，而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在21世纪将不得不面对的主要经济挑战，其中尤以美国政府向老龄美国公民承诺的福利政策最为突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将越来越成为美国人的当务之急。总之，这些挑战将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负担迅速膨胀，而这又会通过减少其可动用资源而缩小美国外交政策的势力范围。
　　2008年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国家债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与日俱增，而以9月15日为标志的一系列事件所触发的深度衰退，又让这个经济挑战显得巨大无比。危机期间，税收形式的政府收入大幅锐减：人们失去工作，进而也失去了收入，自然也就无需纳税。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却导致失业保险等相关联邦政府开支不断膨胀。
　　抗击萧条的基本对策就是赤字性开支，也就是由政府发债而不是由税收收入来承担支出，美国政府显然正在毫无顾忌地动用这一对策。2009年初，国会批准了一笔旨在刺激美国经济活动的7800亿美元拨款。这笔资金全部来自借款，而不是通过对美国人征税而筹集到的。2009年度的财政赤字高达1.4万亿美元，整整相当于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已经远远高于通常认为的最大“安全”年赤字限度。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将在未来若干年内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收支缺口。2010年度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按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估计，在2009年以后的10年内，年平均赤字很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
　　这些赤字将导致累积国债（即各年度赤字总和）继续增加至9万亿美元左右，原有负债中的绝大部分形成于2001年（当时的赤字总额约为5.6万亿美元）到2007年期间，其中的原因则包括大幅减税、不断膨胀的联邦政府开支项目和伊拉克战争，仅伊拉克战争一项的最终开支便已接近2万亿美元，而且极有可能会达到3万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M.Dirksen）在描述其同事挥霍无度的习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常被后人提及的话：“这里撒10个亿，那里撒10个亿，很快你就必须考虑钱从哪里来。”但即便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政府的开销也比德克森那个时代多得不计其数：1万亿美元是10亿的整整1000倍啊！但是在德克森的那个时代，政府还习惯于用税收收入维持其开支。从此之后，它却是在花着借来的钱：在2008年之前的47年里，联邦预算仅有5年保持了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保持匹配或者超过支出。
　　尽管支出是随后的事情，但借钱却是现在的事。政府每年需要要为这些国债支付利息：债务越多，维持债务的成本也就越高。按较为保守的估计，到2017年，这一成本将达到全部联邦预算的10%，而到了2019年，将达到全部收入的17%。如果利率上调，这个数字显然还会更高。当一个国家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时，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少之又少了，当然也包括外交政策。此外，如果贷款人对联邦政府的还款能力丧失信心，贷款的成本或者说政府债券的利息也将随之上涨，这就会进一步增加国债规模。到21世纪的第3个10年结束为止，美国纳税人为维持国债所需承担的还款义务将超过国防预算总和。
　　债务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国家，都要经常借债。负债也是刺激现代经济运行的兴奋剂。但美国在将近半个世纪里的融资方式，却有着三个特征使之远非正常、值得付出和在经济上保持健康的债务，这三个特征也让美国的国债成为耗尽美国外交政策鲜血与活力的伤口。
　　首先，谨慎的债务人会把他们借来的钱用到有助于增加收入的投资上，由此实现的收入不仅可以偿还债务，还可以增加其净资产。但美国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借款则
　　是被用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消费，而不是投资；
　　其次，由于美国居民的储蓄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由此，政府不得不从国外大量举债；
　　第三，高负债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会印刷超过其偿还债务所需要的钞票。
　　事实上，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大量储蓄的前提下，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维持着全球消费水平。也正是这样的格局，使全球经济在21世纪前10年的时间里继续维持着较高增长水平。中国成为重要的商品生产大国，并把这些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然后，美国又从中国借回他们为购买这些商品所支付的资金。
　　这样的安排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让相关各方各取所需，但是从国外回流到美国的美元却和其他毒瘤结合在一起，共同催生了房地产泡沫，这也是引发2008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更多伤害的是，这种格局将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可能无休止、无限制地把钱借给美国。从长远上看，美国人也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但由此而剩下的_美元却不可能完全用于美国的各项外交政策。
　　美国债务的第三个特征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在2008年，联邦储备银行为防止金融危机等而实施的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其发行了几万亿美元。货币管理当局的想法有点一相情愿：在适当时候出售大型银行股份等资产，便可以收回最初收购这些股份时投入经济体的资金。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旧需要偿还借来的钱。用印钞机来还钱从古到今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它们无一例外地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宿命：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带来疲软的经济，人心涣散、不思进取的民众以及失去民心的政府，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一个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此外，通胀预期会让政府债券的购买方要求更高的利息率，而这又会进一步给原已不可容忍的国债火上浇油。
　　通货膨胀、国债和经济萧条，它们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是一个病魔缠身的人。痛风、肺炎或是心脏病会让一个人不像健康人那样精力旺盛、活力四射，同样的道理，一个饱受经济疾患摧残的国家也不可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去履行其外交政策。所有这些经济痼疾在美国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曾数次经历并克服过这些痼疾，而没有让它们给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伤害，最近的例子就是“冷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在21世纪初所遭受的疾患在历史上并不严重。至少按国债水平占总产值的比例计算是这样的，2008年的负债仅为1945年时的一半，当时，美国为支持“二战”而举借的债务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即使在2008年后的10年里继续维持高负债，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仅为80%，但这依旧低于1945年时的水平。
　　在1945年后的20年中，政府在推行其全球外交政策策略的同时，开始大幅度削减国家债务。这项政策的核心便是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在此期间，国防开支占GDP的年度比重达到21世纪前10年平均比例的两倍，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三倍。但是由于现时世界缺少“二战”后期那样为支持唯一的核心政治任务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因此，在本世纪的第2个和第3个10年里，美国几乎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把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外交政策完美地融为一体。考虑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美国政府的巨额债务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重大影响，这种经济条件将导致美国不得不面对“权益计划”带来的巨大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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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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