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性别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和移民与全球化等。曾于柏克莱大学、纽约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并常于《中国时报》观念平台撰写专栏。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洗衣篮与香水信纸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天午后，天空很蓝，阳光洒了满地。
　　我刚从台北搬回芝加哥，刚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隐而世，准备开始和博士论文长期抗战。面对厚厚一迭访问稿以及杂乱的数据，我苦恼着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来清理家居环境，前去街角的投币洗衣店从事家务劳动。我租的廉价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阶级转型的城市北端。这个社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以非洲裔、拉丁移民为主，市街上漫布着我常去的牙买加小吃店、墨西哥面包店，然而，沿着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轻雅痞为号召的新大厦，正一栋栋盖起来。
　　当我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街上，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从我身边经过，没头没脑的丢了一个问题给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认识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我瞠目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字转译成为有意义的问题，这位老兄可能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吧，看我没反应就转身走开了。
　　扛着洗衣篮，我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
　　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类似的情境早发生在1965年的纽约，黑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卓劳德（Andre Lorde），推着她的女儿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迎面走来的一个金发小女生，拉着白人妈妈兴奋地说：“Look， mom， a baby maid！（妈妈你看，这里有个小孩女佣耶！）”
　　我选择研究家务移工这个题目的由来单纯，工作与性别是我的专长领域，移民人权与社会不平等也呼应我政治上的关怀。没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与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这个主题屡屡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交相激荡。坠落美利坚异乡，在他人的注视里，我突然变成一个披戴传统面纱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亚洲女郎。失去母国语言文化的羊水保护，我努力让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国化”，以免我的美国学生把“听不懂助教的英文”当作抗议分数太低的借口。作为一个少数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菲佣在台湾，也是我在美国。人们眼中的美国梦土，在我的求学与工作经验中教会我更多有关核心国的文化霸权或种族歧视的非正式课程。
　　当然，我不至于天真地忽略我与东南亚移工之间的明显社会差异。我们的平行移民路径，反映出世界体系的多层分化：台湾留学生去欧美核心国取经的同时，台湾资本家从亚洲的边陲进口廉价劳动力。台湾的报章杂志不时对于全球化的生活风格提出浪漫歌颂，像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台湾人畅谈在上海跟英国朋友一起吃意大利面，眺望苏州河的灿烂霞影。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于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会新贵，他们享受的豪华五星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这本书是几番蜕化过程的产物，结茧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在西北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脱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英文书：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国灰姑娘：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
　　最后的这一轮蜕化，是返璞归真的母语书写。除了语言上的转换也包括文字与格式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书不只是透过学术论理说服人并能呈现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来让读者感同身受。对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升等或版税，而是为了完成我在过去的两个约定。
　　我在菲律宾社群中进行田野工作的期间，写了一篇研讨会论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兴奋地在教堂里相互传阅。我很怀疑她们是否有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只见到她们努力搜寻化名掩饰下的熟悉故事：“啊，这是我、这是我，那是在说你啦！”坦白说，当时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与分析，是否适切地再现了她们的经验。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个菲律宾朋友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厚厚一封信，里面有五页粉红色的香水信纸，工整的字迹写满了她从出生长大、到各个国家帮佣的经验。她握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你的论文后，心里很高兴，我想，原来是有人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写下来，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故事。”
　　当我对学术生涯心生倦怠时，我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想起那廉价的香水信纸中承载的宝贵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时不言而说的约定。我不是信差。尽管我透过大量话语的直接引用，企图让主角发声，然而本书呈现的生命故事必然经过我的撷取与重组。我比较像是翻译者，希望透过书写与诠释，能够让她们的故事被看见与被了解。但愿能够透过社会学的透镜，映现移工的生命纹理、结构困境，也让台湾雇主与民众看见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岁时决定改念社会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会学的分析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社会现实的运作、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命运，从而提供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但愿这本书的写作，多多少少实现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个约定。
　　这本书从研究、写作、出版到译写，经历十年岁月。其间承受无数援手，也累积了许多人情债务。我在英文书里致谢过的老师与同侪，这里就不再重复，容我在这里仅感谢台湾的朋友们。
　　本书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访问的众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台湾女性，尽管我无法在此列出她们的名字。我希望这本书对于她们的经验与处境做出公平适切的诠释，虽然任何文字都无法生动再现这些由泪水、汗水与笑声编织出来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带给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资料。田野过程中结识的这些勇敢女性，教导我如何用爱与信心面对人生的试炼，她们的热情与坚忍，让我躁动不安的灵魂得以变得温暖和踏实。
　　田野过程中，我感谢新事劳工中心的韦薇修女与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非政府组织）团体，包括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特别感谢吴静如）、希望职工中心、台北圣多福教堂、高雄海星国际服务中心也提供我观察机会与意见交换。本书的版税将捐赠给新事劳工中心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两个团体。
　　回台湾进行后续研究的数年间，我得到许多优秀助理的接力协助。张婷菀与谭贞洁在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罗融在访谈整理与数据汇集上提供莫大帮助，李慈颖是行政庶务上的能干帮手，张蕙兰与张昭雅则负责收集整理新闻资料，最后，郑玉菁协助将英文书翻译为中文初稿，提供我顺畅改写的基石。她们的劳动帮助这本书成形。
　　书稿的屡次修改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人的意见，包括曾嬿芬、庄雅仲、吴郑重、孙瑞穗、夏传位，以及在《台湾社会季刊》、《台湾社会学》、《台湾社会学刊》投稿发表时的评审与主编。台大社研所的修课学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医、东海、世新等学校演讲时的听众们，也都惠予刺激与想法。
　　我感谢许多朋友协助介绍受访者或者张罗相关资料：蓝佩玲、洪俪倩、陈怡如、王淑津、陈昭如、陈伟智、黄于玲、陈怡伶、沈秀华、马腾、林津如。也要谢谢夏晓鹃在多年前鼓励我朝向此研究主题，陈志柔、汤志杰分享中研院的图书资源。编辑与校对过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赖奕璇与周易正的细心处理。
　　本研究的物质基础有赖以下单位的奖助：美国西北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奖学金，中研院东南亚区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补助，以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计划补助（91、92、93年度）。本书的英文版获得国际亚洲学者会议（ICAS）颁发的社会科学最佳书籍奖（2006-2007）、美国社会学会的性／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2007），我也一并感谢。
　　我要藉此谢谢两位引我入门的老师：谢国雄领我看见黑手社会学的劳动过程与甜美果实，陈东升勇于打破学术陋规，大力扶持年轻学者。台大社会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热情的黄金组合，特别是曾嬿芬、苏国贤、刘华真、吴嘉苓、林鹤玲、林国明等饭友，助我超脱学术界的孤独囚牢。
　　最后，仅以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的母亲王鹤，是台北农村家庭长大的女儿，她拉拔大我们一家五个小孩，没有任何保母和女佣的帮忙。我的父亲蓝志青，在1949年的战火中，意外搭上军舰离开广东家乡，成为台湾岛的政治移民。在冷战的阻隔下，他没有机会与家人团聚，直到四十年后，在母亲的坟前潸然跪下。
　　在饮水行走之间，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体会与珍惜人生的素朴简单。驽钝如我，直至近年方才听见这无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学习吟唱。我但愿这本书在政治的高亢、学术的中音之余，也能传递生命的饱满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篮、马尼拉的香水信纸之间悠悠回荡。
　　田野告白
　　后现代学者近年来已经对民族志诠释的权威提出尖锐的挑战，打破研究者客观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与写作必定是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境出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基于这样的立场，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反思：我的社会位置与出身背景无可避免地形构了我进行观察与理解的认识论视角（我看见了什么？我如何进行理解？），同时也形塑了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如何看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响应我提出来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台湾女性，在进行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我跨越了多重的国族与社会界线，同时进行的与台湾雇主的访谈，则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阶级、性别、族群等位置。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轶事，在在彰显出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镶嵌在、也揭露出研究者与报导人所处的社会脉络与权力关系。以下分享的田野经验呼应了本书主旨：跨国交会中的画界工作与认同形构。我是一个跨界的研究者，这样的主体位置得以容我深刻观察、体会、理解这个主题。
　　回家研究外籍女佣
　　在美国当了几年研究生后，我在1998年7月回到台湾开始进行本研究的田野工作。我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寻找进行深入访谈的雇主。找到受访者并不难，因为几乎我人际网络中的每个人，包括我家人，都认识一些雇用外佣的人。我的姐姐与她开旅行社的丈夫，经常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花十小时在办公室与来回的路上。他们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位菲律宾女佣，请她每周末到家里来打扫，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牺牲星期天早上宝贵的睡眠时间来维持家中的整洁。甚至我母亲，一位六十多岁的全职家庭主妇，亲戚也怂恿她去雇个外佣：“你该享福啦！反正现在请个外籍女佣很便宜。”
　　许多雇主（多半是男性）刚听到我的研究主题时，会迟疑几秒后评论道：“嗯，很有趣，你为什么决定做这个题目？”这样的反应暗示了在他们眼中，相较于生产、发展等引人注意的阳刚议题，家务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我之后试着在描述中把研究主题“升级”为探讨“外劳政策”或“照顾孩童及老人的制度安排”，有些受访者才觉得这样的访谈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而不是浪费时间闲扯。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四对来自于同一家庭的雇主与外劳同时受访。我特意避免这样的情形，实基于伦理与实际的考量。有些雇主会主动“提供”她们的女佣让我采访。但当我看到这些移工不自在地坐在角落里等着受访，我意识到在她们的眼中，我这个陌生人实等同于雇主权力的延伸，我只能拒绝雇主的好意。有几次，我提醒雇主要先征求移工对于受访的同意。这些雇主走到厨房（当我和雇主在客厅谈话时，厨房往往是女佣待的地方）回来后，往往一脸惊讶地对我说：“哇！你讲对了！她真的不想被采访耶。”
　　我尽量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不希望接受采访成为一件雇主的工作指派，换言之是一项让家务移工无法拒绝的工作。我也不想处于一个尴尬的夹心饼位置，因为如果移工视我为“雇主的朋友”，我与她之间的信任关系便难以建立。例如，我采访的第一位菲籍女佣Rosemary是她的雇主芳萍17引介给我的。但她们两位后来都试着向我打探对方的事情：Rosemary急着从我这知道她雇主明年是否继续聘她，而芳萍则跟我打听Rosemary在合约结束后的去向。
　　我和Rosemary因采访结识后，我参加了几次她与朋友在星期天的聚会。Rosemary高兴地拿了几张我们在星期天聚会拍的照片给老板看。不擅英文的芳萍随即打电话给我来问个究竟：“嗯，Rosemary刚让我看几张照片。我很好奇耶……你和她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从她惊讶的语气里可以读出她没有明说的讯息：“你这个留美博士干嘛跟这群菲佣混在一起？”
　　基于我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很容易透过管道与受访雇主搭上线，而大部分的雇主也假设我的想法与行为和他们差不多，因此与我侃侃而谈。虽然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多有出入，彼此在社会位置上的亲近性的确有助于搜集资料。然而，当我听到这些“同胞”雇主说出带有种族歧视或阶级偏见的话时，我心里倍感困扰。有时候，当我坐在那听着受访雇主讲话，却无法有技巧、有礼貌地反驳其观点时，更深恐自己成为压迫体制的共犯。身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我也无法全然赞同一些（男性）批评者，毫不迟疑地批评女雇主纯粹就是自私自利或特权份子。
　　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的主体位置形塑了我如何提出社会学的发问。与其不加思索地责难女雇主的阶级与族群优势，我更想从结构环境与性别关系的脉络来分析她们的行为、态度与想法，试图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来对人的经验有比较立体的理解。
　　在移工社群中的一个台湾人
　　我的另一部分研究资料来自对家务移工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问。我在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进行第一阶段的菲律宾移工社群田野。每个周日，我都起个大早，带着我的录音机、笔记本与相机，跳上公车，前往圣灵堂（假名）这个天主教堂以及附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在那里当了几个月的志工，开了一班中文课，也偶尔协助移工的申诉个案。我也经常受邀参加菲律宾移工的各种社交聚会，如旅游购物、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唱卡拉OK、公园野餐、生日派对、快餐餐厅闲聊等。第二阶段的田野（从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我扩增研究规模来含括近年来人数增多的印度尼西亚移工。基于几个原因，我在接触印度尼西亚移工的过程比先前进入菲律宾社群来得困难许多。第一，印度尼西亚移工并未像菲律宾移工一样在教堂等固定地点形成社群。我和助理因此到台北火车站以打游击的方式寻找受访者，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移工星期天的主要聚会点之一。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我们要在印度尼西亚移工的社群中建立信任关系，必须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阶段的印度尼西亚田野中，我发现我变成大学教授的新身分是个负担，而非优势。在先前菲律宾移工的田野中，我还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研究生，每个月的微薄津贴只比家务移工的薪资多个几千块。此外，我当时的年龄和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相仿（二十八、九岁），其中许多拥有大学学历，因此在教育与文化的经验上也没有太明显的鸿沟。例如，一位大学时修过社会学课程的菲律宾移工曾问我：“你现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对不对？”她笑着跟我分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宾做的同志社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移工较年轻（大多二十出头），且平均教育程度较低（高中）。这两个元素都让她们相对于我这位三十多岁的大学教授之间的社会距离益形遥远（虽然我的性别、年龄与打扮并不符合她们心目中对“教授”的想象）。此外，在对地位阶级高度敏感的伊斯兰文化中长大，她们倾向视教授为“地位崇高者”，并以带有距离感的尊敬态度和我相处。我花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包括掩饰我的“教授”身分，改自称为“我在大学里工作”，方能淡化可见的地位鸿沟，逐步与印度尼西亚移工建立信任的关系。
　　在初识之际，移工们通常假设我是某人的雇主。当我对这个猜测摇头以对，她们便继续问道：“那你是中介？不是。记者？不是。那你来这里干嘛？”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一起工作：“你在哪个工厂工作？”似乎，与她们会发生接触的台湾人，不是工厂同事，就是试图从她们身上取得服务、金钱或信息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从一些细微讯息中嗅到移工对我这位台湾人的不信任。有次，我和她们去海霸王吃自助午餐，吃到饱的餐厅通常很受移工欢迎，因为她们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主家中的三餐常受限制），也不用顾虑用中文点餐的困难与风险。在杯盘狼藉之后，一位菲律宾移工，茱莉亚，把几个苹果与杯子蛋糕塞进袋子。另一位菲律宾移工轻推茱莉亚的手肘，用眼神提醒她我在旁边。为了减轻朋友的不自在，也为了掩饰她在我面前的行为，茱莉亚以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不用担心，她知道我带这些回去是给我老板的小孩子吃的。”
　　随着时间的累积与田野的推进，移工对我的不信任逐渐转变为友谊及互赖。当她们要与出租车司机沟通或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时，我可以担任语言与文化上的翻译。她们则成为我的导游，引领我探访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我的台湾人身分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渐从原本的诅咒变成保佑。她们不时赞美我：“You are so easygoing， not like other Taiwanese. They are snobbish（你很随和，不像其它台湾人，他们都很势利眼）。”偶遇的菲律宾移工经常会对着我的朋友说：“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妳好幸运，妳的雇主说一口好英文）。”她们听了则骄傲地回答：“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马尼拉语）﹗（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们的一个朋友，更是一个台湾人朋友，而且可以跟她们坐在火车站地板上，一起领受路过台湾人的鄙视目光。基此，我这位台湾朋友的友谊经常被转变成一种公开展演。我是她们寄给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欢迎的模特儿（我在田野工作一年间所照的相片量，约莫是我十年来照片的总和）。有些菲律宾移工甚至把与我的合照寄给她们的美国笔友，并在照片后面写着：“这是我来自芝加哥的中文老师。”我们去唱卡拉OK的时候（不是钱柜的包厢，而是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满屋子流泻着马尼拉语或英文的歌声，她们却坚持要我点一首中文歌来唱，因为：“我们想要让其它人知道我们有个台湾朋友！”
　　甚者，在她们眼中，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人朋友，还是一个镀上美国光环的台湾人。对多数菲律宾人而言，美国既是连结历史文化脐带的殖民母国，又是穷生难以登陆的梦想国度。就像我对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感兴趣一样，她们经常好奇地问我大大小小有关美国生活的细节，而且多数无法理解何以我不想办法在美国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台湾这个小岛。移工社群中甚至谣传我已经取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有些移工戏谑地对我说：“你在芝加哥需要女佣吗？”“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在美国找个老公？”
　　我在美国读书、可以说相对流利的英文，这样的背景不只提升了我在移工社群中受欢迎的程度，更让她们觉得我和“一般”台湾人有所不同，因此，她们感觉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评与取笑台湾的雇主。许多时候，我和菲律宾移工在吃饭、聊天之际，她们开玩笑嘲弄雇主的破英文后，常转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赞美说：“但你的英文很好喔，你听起来就像个美国人。”
　　除了被菲律宾移工视为“准美国人”或“类美国人”，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也经常被误认为菲律宾人或印度尼西亚人。当我与移工朋友一起坐出租车时，她们会用几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机沟通目的地（比方说，“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鸡同鸭讲的状况发生时，才会介入说中文打破僵局。当司机听见我说话后，通常会转过头来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会说中文？”在我解释自己是台湾人后，他们的表情更为惊讶困惑：“那你为什么和她们混在一起？”
　　把我误认成“她们”的不只是台湾运匠，东南亚移工也常把我误认为自己人。有几次在教堂附近或台湾火车站，我跟菲律宾朋友同肩并行，路过的其它菲律宾移工用马尼拉话不解地问我的移工同伴：“这个菲律宾人怎么一直在说英语？”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我和印度尼西亚移工结伴活动的时候，听到我开口说中文后，旁边不认识的印度尼西亚人，才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是印度尼西亚人说。”
　　我被误认为菲律宾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当时留着短发、肤色比台湾女生略黑吗？根据我在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田野经验，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开口说出恶补的几句当地话、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数人早已从穿着和样貌上认出我是个外国人。或者，这是因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经“蒙混”（passing）成为田野中的局内人？
　　虽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个有变身异禀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须诚实地招认，真正的原因是，我和这些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亲密共处与友谊互动，跨越了“我们”与“她们”之间无形的社会藩篱。在社会分类与地位区隔的地图里，她们是一群和我不同族群、阶级、国籍的人，我的移位与跨界，让不细察的人们（不论隶属于社会藩篱的这一端或那一头），把我理所当然地归类为移工社群中的一员。
　　田野过程中曾出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清楚显露出我与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区隔。这一幕当头棒喝地告诉我，不管我的田野多顺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里，我毕竟仍是个局外人。
　　那一天，我在中台湾的某个小村落访问菲律宾移工Elvie，她与另一位菲籍移工一起照顾在三合院老房子里同住的阿公阿妈，老人已长大成家的孩子则住在不远处的水泥房子。我和Elvie约好等到她照顾阿公上床休息后，我再带着零食去聊天访问。入夜时分，我们光着脚丫坐在藤椅上，轻松地剥花生、聊天。Elvie谈起上个月有菲律宾朋友来家里看她，她的年轻老板很不高兴有外人来，频频交代不可再犯。一听到她这样说，我差点被喝到一半的水呛到，立刻收拢翘在藤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体坐正，紧张地问她：“我的造访不会带给你麻烦吧？”。Elvie继续嗑着花生，一派轻松地说：“Don’t worry. You are one of them！（别担心。你是他们的一份子！）”
　　界线为何重要？
　　根据Michèle Lamont（1992： 9）的定义，界线指的是“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作，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社会界线的构成涵盖多重层次，包括认知、互动，以及制度层次。在心智层面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透过区辨各种事物来感知这个世界。18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官僚使用的族群分类或专业组织设计的工作制度等社会分类，都具现了宰制与抵抗的象征政治。社会中的优势阶级常藉由排外（exclusion）来确保界线与巩固地位，其它群体寻求被纳入（inclusion）时，则透过使界线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构另类界线等方式。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透过日常生活的各项实作来连结制度上的社会文化分类与我们脑子里的认知图像，也就是“画界工作”。19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皆投入各式各样的画界工作，培养默会致知（tacit knowledge）或身体惯习（habitus， Bourdieu 1977），藉此形塑我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理解。画界这项社会实作不仅让文化得以再生产，更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
　　为什么我认为画界工作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全球家务分工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因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关系性思考，除了有助我们理解跨越不同族群与阶级的女人的主体经验，它也强调实作的能动性以及动态的认同形构（identification）。20本书将在三个主要层次上探讨全球家务分工以及国际迁移经验所涉及的画界工作。第一，家务劳动是一个重要的建构“妇职”（womanhood）的场域，其市场外包突显了性别界线与其它社会不平等的缔连。第二，国际迁移的经验，如何导致了地主国与母国社会里的阶级与族群界线的重画。最后，家成了全球不平等与社会差异的交会之处。在屋檐下的日常生活中，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协商、营造空间界线，也藉此具体化了社会界线的存在。
　　在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中协商性别界线
　　要如何分析“性别”？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已被批评把性别当做静态的特质，有学者进而提出“性别界线”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分派的可塑性与渗透性。21“男人”与“女人”其实是两个内部充满异质构成的群体，但在强化二元性别的异性恋体制中，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突显男女之间、而非男女内部的差异。性别界线作为一种规范、意识形态的机制，便透过建构二分的性别差异，来强化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对立。“养家”（breadwinning）是一条重要的性别界线，突显「正港的男子汉」的特点与责任，这样的“男职”（manhood）规范，让无法赚钱养家的男人自惭形秽，也让男性工作（理应得到用来养一家子人口的较高薪资）有别于女性工作（只是补贴家用、赚私房钱）。
　　家务劳动——含括各种维系家计、照顾家人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务活动22——则是建构“妇职”的另一条性别界线。事实上，不论是雇用帮佣的女性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务移工本身，她们的现实生活都与支配性的“妇职”规范大相径庭；两群女性都因工作而偏离了传统的全职家管及母亲角色。虽然她们跨越了性别界线，但仍然受到性别规范的约束，在例行的家庭事务中持续协商着“好女人”的意义与母职的实作。
　　家务劳动被社会视为女人的“天职”（calling），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技术且无需报酬的工作。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即神圣的“爱的劳动”，被用来合理化它的经济贬值。类似的情感价值与金钱价值之间的互易消长，也常被用来合理化照顾工作的低报酬。人们认为商业化会玷污爱与关心的价值，甚至连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保母、看护等工作者的薪水低是合理的，因为她们可以获得情感补偿的无形报酬（England and Folbre 1999）。换言之，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都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也都因为内蕴道德价值而导致劳务的经济贬值。
　　既有文献往往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有薪的家务工视为分开研究的主题，忽略了两者间的缔连与镶嵌。比方说，夫妻间因家务分工不均而不时上演的性别战争，往往跟市场上是否有方便廉价的家务成品或服务，有连动的关系，而那些提供家务服务的劳工本身，也时常兼任母亲与妻子的无酬家务角色。许多文献习焉不察地接受“女佣”与“女主人”之间那条僵化的二分界线，导致我们对女性的多重位置与变动的生涯轨迹视而不见，而忽略了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重迭出现等实际状况。
　　基此，我强调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structural continuities）。23在招募保母或女佣时，中介或雇主都时常要求应聘者提供在自己家中担任母职或家管的经验，以此确保她们能够胜任有薪的家务工作。相反地，一个曾做过有酬家务工作的女性，可能被她的伴侣认为因此具备了当妻子或母亲的资历与能力。个别女性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家务劳动，而它们都一致被建构为女人的工作。
　　本书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视为结构连续体，企图对女性主义文献提出两点对话：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会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后面章节将会呈现，女主人与女佣其实都透过彼此的协助，寻求跳脱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可能，尽管两者拥有的资源与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权规范与性别界线的桎梏。
　　第二，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的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连而被差异化的建构。而这样的连续体也提供了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使她们得以在女性化家务劳动提供的多重位置间移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具体而言，家务工作不仅被许多人视为女性生来的专长，特定种族、族群的女人更被认为“天性”上适合从事这份工作。历史学家Phyllis Palmer（1989）在探讨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的研究中便指出，白人主妇的女性特质的建构版本和其它的种族、阶级的女性特质截然不同。“白皮肤的女主人”被视为是纯洁贤慧、宜室宜家的好女人，而深色皮肤的女佣却被看作肮脏、性欲强的坏女人，适合从事低贱的家务。
　　然而，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条不证自明的界线。女雇主害怕被家中的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必须强化界线来捍卫两极化建构的女性特质。女雇主思量着如何在无损其「女主人」地位的状况下，将家务在社会容许范围内转移至市场代理人肩上（Kaplan 1987）。身为母亲的女雇主也在自身与保母间发展出一套母职劳动的阶层分工，以确保自己仍然维持精神性与道德性的母亲工作（Macdonald 1998； Uttal 1996）。本书将呈现，当台湾女雇主试图在自身与东南亚移工之间刻画一条明确的界线时，她们既在化解自己的焦虑与形构自我的女性特质，也同时参与了阶级、族群差异的想象建构。
　　对已婚的女性移工而言，跨越性别界线的主要风险在于她们成为跨国养家者（transnational breadwinner）的新身分。虽然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一样离开家人从事全职工作，不同的是，她们仍必须从远距离竭尽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以确认性别界线的适当存在。许多移民学者已经观察到“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运作：移工父亲通常只要从远方定时寄钱回家照顾家计，就被认为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义务，但移工母亲却必须扩展母职的定义，让家人与其他人相信，出国工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照顾小孩、竭尽母职的最好方法（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留在家乡的移工丈夫常因未尽养家责任而觉得有损他们的男子气概，女性移工则藉由用力扮演“超级母亲”（super mom）的角色来强化性别界线，例如透过密集的电话与简讯来安排孩子与家人的食衣住行，以此弥补她们在家庭生活的缺席（Parre·as 2005）。
　　总而言之，台湾女雇主与东南亚家务移工皆同时参与了所谓的“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的过程，这个概念描述女性面对多重形式的父权压迫时，如何运用各种日常策略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改善自己的生活机会。本书后续章节将援引此概念来探讨这两群女性如何运用特定的策略来协商在地的父权关系及性别界线。中产阶级台湾女性藉由雇用女佣来减轻家务劳动的性别化重担，而东南亚女人却选择变成女佣，来换取出国工作的机会，以逃避母国与家庭的性别束缚。“女佣”与“女主人”两造的经验虽然相异，但也有惊人的相似，她们的命运与处境都受到家务劳动的女性化的高度影响。
　　……

自序
导论
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田野告白
界线为何重要？
章节地图
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
亚洲的客工制度
台湾的外劳政策
菲律宾：输出“移工英雄”
印尼：现代性的朝圣
地球村中的劳力中介
契约束缚与债务脚镣
有国界的全球市场
第二章 谁是“外劳”？
新与旧的族群他者
种族歧视的修辞学
聪明刁钻的菲佣vs.单纯温顺的印佣？
打造理想仆人
移工之间的分化
阶层化的他者
第三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跟父权讨价还价
女主人为何吹毛求疵？
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
阶层化的母职劳动
婆婆也焦虑
媳妇熬成雇主婆
第四章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经济诱因的再思考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象
从持家到养家
单亲重担与婚姻枷锁
我们跟女主人差不多
乖女儿与老处女
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后台
家作为工作前台
周日的后台领域
灰姑娘的手机
全球城市里的边缘客人
跨越多国的旅程
多层次的前台与后台
第六章 屋檐下的全球化
雇主的划界工作
移工的划界工作
屋檐下的认同政治
结论
愈全球，愈分化
界线的模糊与不连续
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
附录 研究方法
注释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