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了城市社会的发展阶段，即城市人口普遍超过了50%，城市成为现代市民社会深化的舞台。城市社会的来临，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与新生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宗教获得改革；政治体系得到创新；新的科学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内核；新的资本主义宗教伦理获得进化式的改革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融为一体；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民主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古典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新的地位；新的技术、新的信息科学和智能产业，为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关系注入了活力，这也使西方城市社会实现了整体社会民主化的进化，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形成的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的创造，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够创造较为充分的实现个体自由和全面竞争，加之在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形成的新经济形态，如新企业制度、股份制的再社会化，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社会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共同获得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价值和全新的意义，使社会全员——或者说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全民国家、全民福利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空间与社会关系，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主体模式。城市社会进入相对公平的、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元社会发展的、进化的过程。
由于科学、财富和民主三要素的三重进化，西方城市社会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获得社会结构转型成功。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等进入城市社会发展形态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接近了70%，不仅使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更表现为城市社会的“市民化国家形态”，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高级进化。1954年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的进化——白领阶层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阶层的人数，白领阶层以全新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传统的以“工人阶级贫困”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整体意义上“中下层社会相对贫困”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问题，并以多样化、国际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现代社会群体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的冲突、环境污染、世界能源危机、极端主义文化、过度消费、现代都市病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在新的层面形成的新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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