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 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已经在中国媒体上久违了的词汇，成为 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件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这件事情是如此严重，以至 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 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是否应对此负责的问题。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 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 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 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 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 时过境迁，直到下一次重大事件再次发生。 没有从制度层面追究责任 黑 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 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 。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前些年的“ 非典”事件、河南群体性“艾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所 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可以说它们背后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 如果不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从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 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 ，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 “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 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原因有很多， 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 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 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 ，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 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 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 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 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 其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 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 架。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 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 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 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 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 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民主的缺失是以中 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 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 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 生了，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 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 窑现象。 中央集权以人民为基础才可能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 件的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 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被成千上万个高度 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 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 。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 员尚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 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 转化成为国家力量。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现为经常把国家与社会 、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 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 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昔的“非典”、河南艾滋病，今天 的山西黑窑事件，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的脆弱性。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