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理论不断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党组织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商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随即上海通知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个党的早期组织派两名代表。到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这栋石库门房子建于1920年，在一大召开之前，这里是新时代丛书社的编辑部，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三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鬼鬼祟祟地向会场内张望。这引起了李汉俊的警惕，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到此人来者不善：“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会议被迫中断，除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其余人立即携带文件分别散去。
果然不出所料，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了会场，不由分说就开始大搜查，气氛十分紧张。好在代表们带走了重要的会议记录，法国巡警并没有查到政党活动的证据。
法国巡警突然袭击却劳而无获，无奈之下开始问讯李汉俊。李汉俊面对危难处变不惊，以熟练的法语从容应对。
“你们在开什么会？”法国巡警严厉地问。
“我们没开会，只是请了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商议编辑《新时代丛书》的事情。”李汉俊不慌不忙地答道。
法国巡警接着问道：“那两位外国人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说：“他们是英国人，北京大学的外籍教师，暑假来上海，大家一起探讨学问。”
“你收集这些社会主义书籍是干什么用的？”法国巡警又问。
“我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这些书是用来作参考用的。”李汉俊依然从容应对。
法国巡警见李汉俊回答得镇定自若，没有任何破绽，只能无功而返。虽然法国巡警走了，但是他们却布置暗探，对会场及其周边进行严密的监视。
大会进程被这突然的搜查打断了，各地的代表散开后都不敢回博文女校，各自找旅馆分头住下。当晚12时左右，一些代表聚集到陈独秀的家里（《新青年》编辑部），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南湖是个著名的风景区，有人雇船游览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船上开会不易引起人们注意，不会受到外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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