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在因素的阻碍，东方并不能消除800年圣诞节所发生的事。尽管如此，直到12世纪后半叶，重新征服意大利的目标一直在拜占庭的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对9世纪之初的教宗制来说，完全可以说这是以一位国王一祭司取代了另一位。查理曼的有效抵制暂时遏制了教宗派的推进。但教宗派的政策一向不乏实现其政治理念的进取心。9世纪的教宗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为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5世纪对于教宗制的意义，正是9世纪对于欧洲的意义。
查理曼政府认识到了为神职人员提供适当教育的需要，这是一项深远的成就。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得到了查理曼本人的大力支持，政府所推动的教育措施取得了非常有益的效果。然而，这种教育只是对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阶层才有益，当时并没有采取或设计任何措施来给予平信徒以相应的教育。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将成为思想运动的承担者，而那场思想运动会决定9世纪的基本性质。一半是因为较高标准的教育唤醒了批判的精神，一半是因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打下的基础（拉丁和教父的著作复兴了），依然荒芜的西方73就特别需要罗马一拉丁因素的滋养。接下来的一代人直接受益于查理曼在教育上的努力。他们将会提出各种思想、观点和理论，它们关系到基督教社会中的公共政府问题，将与实践中的政府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于9世纪中叶的大伪造，对国王加冕的仪式安排，此二者都出于早期文艺复兴之传人的手笔，而加洛林文艺复兴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查理曼这位“上帝恩典设立的国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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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发现历史是什么，而在于解释事情是如何、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当然就有理由对政治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至少，议会、法律、法院等等公共制度，都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了其中世纪的渊源。
——沃尔特·厄尔曼
中世纪西方人持有一种厄尔曼所说的“整体观念”，他们没有区分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等部门。中世纪政治学的首要问题是教权与俗权的关系以及各自的依据、界限等问题。
——徐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