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和生存所迫，多半没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儒家传统的耳濡目染，这些朴素加经验型的价值观念深深镌刻在潮汕子孙的脑海里。他们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为了摆脱贫穷状态，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什么生意都做，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只要能赚到钱，就敢于冒险，敢于“拿命搏”。
“人面生疏，番仔（潮汕人对当地人的称呼）擎刀”，这是过番的潮汕人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面临的困境。可是，人既已出来，就不能空手而归，说一千道一万，不赚点钱回去无颜见粤东父老啊！“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夜深人静时，很多潮州儿郎哼起这首家乡的歌谣，泪湿青衫。
暹罗华侨林冬瓜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1896年，揭阳县霖磐东洲五村的林冬瓜，因生活所迫，抛下家中妻儿老小，借了路费，乘着红头船前往暹罗。他在异乡举目无亲，靠卖苦力为生，加上水土不服，疾病缠身，差点丢了性命。省吃俭用，七年后才敢给家寄去第一封信，汇款两元。他曾被解雇十多次，最终在泰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站稳脚跟，进而开始自主创业。他创业之初，主要经营一些建筑用的沙土，后来开始承包工程，因为技术好，为人又忠厚老实，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普遍信赖，连皇宫建筑的修缮都让他承包下来了。至此，林冬瓜由一个流落街头的杂役与苦力，成长为泰国赫赫有名的“和昌”建筑公司经理。
和林冬瓜的辛酸处境类似，美国南加州侨领佘绍汉从老挝迁到夏威夷时，钱囊空空，一家6口住在最多只能居住4个人的小房子里，闷热拥挤。当时的余绍汉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在快餐店打工，每天工作都接近10个小时。余绍汉逐渐小有积蓄，自己成立了装卸公司，每次货物运到，身为老板的他往往让全家老小齐上阵，充当卸货工。很多次，他从早上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几十磅的大包裹，他扛起来一走就是数百米，有时这样的包裹多达几百个。每次卸完货后，他往往会一头瘫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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