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统一性的瓦解
旅行自由的获得,加之马车退居幕后,为道路开启了多元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表现在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的道路扩张。然而,地表上的道路是以何种原则组织起来,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统的局面下,“周道”表现出以首都为核心、向四方封国延伸的空间布局,以及车同轨的局面。随着王朝分裂,国际道路的空间结构也由以王都为中心分化为列强并立的多元核心。史念海总结战国时期的道路,是以各国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衰弱,雒邑已逐渐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称雄的诸侯各有相当广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辐射道路……这种情形在春秋后期就已经约略存在,到了这一时期就更为明显。①当天下一分为七,秦都咸阳,韩国的平阳、新郑,魏都大梁,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国的郢以及燕都蓟城分别成为区域性的道路中心,②西周时期辐辏于二都的双核心结构遂为多元核心取代。
此外,关塞由开关变为闭关,国与国的疆界日趋分明,空间移动受到国界约束,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战国时代,文字、语言、度量衡以及物质文化等均走向区域化,轨距亦然。
轨距是运输相容性(compatibility)的指标,故前章以轨距作为探讨王朝上层社会统一性的依据。随着列国分裂,战国时代各地的轨距也就走向差异化。
然而,轨距的意义也有所转变。西周时代,车轨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事务的沟通性指标。当时,乘车权局限于贵族,马车的使用又受体制操控,轨距自然容易控制。随着战国时代社会的移动阶层扩大,加以旅行的私人化为交通带来多元目的,轨距的意义也就有更多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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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本书从周初东进武装殖民的过程,重现“周道”的发展轨迹;从马车之传入与运用,诠释“周道”作为交通工具革命之后的产物;又对周代封建体制的阶级限制与社会的静态本质加以说明,让“周道”成为一种“受到限制”的道路。以道路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在历史学界尚未多见,本书另辟新局,独创一格,可为中国古代之道路史研究添一新页。
——王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