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为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或者以国家为本位，关注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是如何制定及实施的、实施状况和成效如何。
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社会学界为代表，诸如对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村民自治研究、农民流动研究以及农村法制状况的研究等等。林毅夫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这种研究是一种在国家大话语下的“宏大叙事”，研究者往往带有浓厚的高层政治情结，以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社会，难以对农村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透彻的观察；这种研究过分关注国家，关注党－国家利益结构的整合和最大化，关注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对老百姓日常生活视而不见。
（三）对中国农村内外维度的研究
所谓“外”就是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经验和社会科学理论或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或者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与范畴。单纯的内外视点就是在研究内容的取舍和研究视角的选择上，把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或者国内本土经验和理论视为两极，研究者或立足于外，即运用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来审视、解读和理解中国乡村的发展实践和经验；或者立足于中，即用中国本土经验和理论去审视和解读西方的经验和理论。
其中，坚持以外向内看这一研究视角的学者多把西方经验或者西方理论视为“经典”、“先进”和“前沿”，是国内农村研究必须参考和接轨的。其主要特征就是研究者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或者借助西方的实践和经验来理解中国农村。比如孙立平等提出的“实践社会学”意义上的“过程一事件”分析方法就受到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直接影响。“国家一社会”的解释框架就是中国农村研究中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借用，它是运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比较明显的例子，也是中国农村研究中在视度上自外向内看的代表性做法。例如郑大华、朱德新、李德芳、马敏等对乡村建设运动、保甲制度及士绅阶层的研究；赵秀玲、张静、张乐天、荣敬本、沈延生、吴理财等对乡村政权组织的研究；徐勇、何包钢、朗友兴、吴毅等对村民自治乃至乡村治理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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