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没有一座城市与深圳比肩，同时拥有年轻与成就。历史赋予深圳荣耀。同时也埋藏隐忧，30年高歌猛进后，灰色物权问题渐渐显现，一块“硬骨头”横在主政者面前。
1992年，深圳撤宝安县，设宝安、龙岗两区，关内则设罗湖、福田、南山三区，后又增设盐田区。1985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后，深圳关内已完全工业化，基本没有农业生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第二轮工业化革命，制造业大举迁到关外，关内则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关外也基本实现工业化。
2004年深圳关外城市化改制之际，除坪地、坑梓、光明等小片区域还有传统的农业产业之外，深圳农业已基本消失。农民“洗脚上田”，但其中多数并未真正接受近现代工业和商业培训，生活模式的变化，仅是由过去的种稻谷改为现在的“种房子”。由此，城中村村民们走上了半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成为廉租屋建设者和物业管理者。
灰色物权问题此时逐渐形成。金地大百汇公司一位工作人员描述起当年城中村兴起阶段的粗放与随意，“他们（岗厦村民）承认，上世纪90年代‘种楼’那会儿，每天让香港的亲戚带点‘水货’过关，偷偷拿去关外卖了，然后换建筑材料回来。今天买块砖，明天买袋水泥，岗厦村就是这么造起来的，每栋楼的成本相比现在的补偿，微乎其微。”
深圳市曾出台过法规，变相默许1999年之前的违法建房；政府也曾明确宅基地的使用，所建房屋不能超过3层半，面积不能超过280平方米，也即原住民的每一栋房屋里面至少有三层是合法的。然而，深圳的城中村建筑中，很少有3层以下的，合法、非法、半合法半非法的物权犬牙交错、难以辨别，历史给深圳遗留下了灰色物权问题。
同时，深圳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大规模征收原住民土地而未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及当时未能解决原住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致使不合法的物权在一定意义上显得合情合理。
深圳市福田区旧城改造办公室主任郭鹏生认为，遇到拆迁问题，常有人以西方谚语佐证自己的立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实际上这混淆了东西方土地制度的区别；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加上高速发展中遗留的特有问题，深圳城中村兴起过程中，已埋藏了巨大的争议性。
蔡屋围的诱惑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争议遭遇CBD范围内的岗厦旧改，后者旋即成为改造难度最大、建设标准最高、城市影响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而当蔡屋围事件交织其中时，岗厦旧改几乎可以被视作一次博弈中的典型。
人们总以磨剑比喻旧改艰难，岗厦这柄剑，磨了10年。深圳城中村的矛盾与问题在岗厦村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所有问题中，拆迁中的博弈首当其冲。1998年，深圳市政府就决定对岗厦河园片区进行全面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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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化学者 朱大可
城市政府总是以脏乱差为由来整顿城中村，进而消灭城中村。
——著名独立学者 秋风
必须将城市化设计为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的工具。
——《城记》作者 王军
城中村改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第一村”村支书 张育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