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在撰写第一本专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的过程中发现，自十六世纪末以降，福建、两广等地方志中开始出现关于麻风病人收容机构的记录，有癞子营、疯子院、癞民所、麻风寮等诸多名目。麻风病就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唯一被认为有必要施行集体隔离的慢性疾病（第84-85页）。大多数癞子营起源于养济院等一般性的慈善机构，在社会压力下一迁再迁至偏远深山，还有的地方直接把麻风病人送到船上顺水漂流。与其他明清慈善机构不同的是，癞子营全靠政府拨款维持，少有乡绅私人捐助；与欧洲中世纪盛行的麻风病院相比，明清癞子营几乎全无宗教色彩，且以圈禁隔离为主要目的，少有治疗活动。
地方政府往往于病人中指定病情较浅者为首领，总管癞子营的日常事务，号为“疯目”；这种管理形式滋生出无数弊端。首领往往任意欺凌其他病人，中饱私囊，在病人之间划定宗族等级关系，建立起大社会之外的小王国，甚至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敲诈勒索。从十九世纪来到广东、福建的传教士留下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见闻。
受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述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将传染病患者从社区带走、进行强制隔离的做法，是细菌学说和现代国家威权取得胜利的标志。如果以相似的视角看待医院、精神病院、监狱等机构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很容易忽视那些导致此类机构得以被接受的本土因素。梁其姿对明清时期癞子营的研究，便极好地避免了这一弊病。她在书中反复指出，不仅要注意十九世纪西医传人，更应该重视中国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地方史料中反映出来的深刻变化趋势。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对麻风病人的放逐，亦有异于福柯笔下代表着欧洲现代性的监狱和病院，麻风寮的运行方式体现了“中国地方管理的传统哲学”（第104页），亦即对地方代理人——“疯目”和形形色色的地保——的信任和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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