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人类所特有的科技工艺生产力的活动，也就是我所谓的社会存在的‘工具本体’。我以为这是人类生活、生存、生命的基础、本源，即‘体’是也。这就是对‘体’的新解”[2]。他把原来的“体”指的是“学（‘中学为体’）”的意识形态涵义挪到经济基础的位置上，来了个大翻转，这就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也就转换了“体用”之争的原有命题。“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都是“中一西”对峙、“体一用”分裂的非辩证的二元论。“体”在学统意义上就是以本土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用”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家的。问题在于外来思想（西学）对于本土文化有借鉴和改造的作用，但这种“用”也是在两种体系的互动关系上，在文化思想价值的共同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独特性）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严复曾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这个话也有问题，在“中体西用”的特定涵义下，严复没有区分前者主要就意识形态（中学）而言，后者则指科学技术（西学）。而且就思想体系意义而言，“中学”与“西学”关系上讲“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没有进一步展开两者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从严复、魏源等早期启蒙思想家，经过康有为、梁启超，到王国维及近人钱锺书，直到当前更多学人正在做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论、跨文化研究之类的工作，都是“分”中求“合”、“合”中存“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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