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要从器物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观照这个问题。20世纪初叶，西方商品几乎渗透到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必需的米、面、衣料等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到罐头、饮料等享受方面的奢侈品，都呈现出不断丰富和更新的内容。虽然有识之士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洋货运动，但普通民众对日用洋货依然趋之若鹜。崇洋是近代消费的主旋律。生活消费因直接接触社会生活，具有反应快、直观性强的特点，人们可能会比较快地接受器物等表层文化，但文化与精神的演变、思想观念的变迁则要“滞后”于生活方式的演变。文化层面的变动往往具有隐而不显的特征。
就书画而言，虽然“五四”时期有过振聋发聩的抨击，但那只是先进人士的呼号而已，其影响要到二三十年代才有所显露。在20世纪的30年代，西方绘画的势力还根本无法与传统绘画抗衡，沿袭近千年的文入画仍然是画坛主流，至少在图式和技法上是如此。而到抗战爆发，因材料购置不易，无法作画，西画更是遭受最严重的打击。
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家也是“理论先于实践”。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的确很早就已形成用西方先进的艺术改造传统绘画的想法，但具体如何改造，却仍在探索中。像林风眠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还在内地一处仓库进行着他的艺术实验。所以，近代中国画坛占主导的仍是传统图式，绘制传统样式中国画的人数依然占画家的绝大多数。传统艺术仍顽固地生长着，它并没有因朝代兴替和生活方式的洋化而发生断裂，仍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演进着。这些力量当中，近代工商业文明正是相对被忽略却非常关键的因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闭锁而开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东来，使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发生裂变。近代工业的兴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共同作用，催化了新的社会分工形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趋解体，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呼唤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个体的解放；新的经济体制使传统的特权等级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深刻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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