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题材壁画中的“人”与“物”,在佛教的发祥地(古印度)及传人中国之初,其“形象”与“样式”,同后来在契丹辽地传播者相比,肯定有所不同。因为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至辽代,在近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了大量的中国本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已经融人了诸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其“本土化”的特色已经非常明显。比如河北宣化辽墓的“黄道十二宫”图就是明显的例证。有学者即认为,宣化辽墓黄道十二宫图像取自于佛教经典中的模本,但已经“中国化”,明显与西方原创者不同。比如动物形态与人物装束的变化,西方(古希腊)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宫”为双足卧羊形,后尾翘起,而宣化辽墓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宫”则为四足立羊形;西方“金牛宫”为卧牛形,而宣化辽墓“金牛宫”则为立牛形;西方“双子宫”为双裸人形,而宣化辽墓“双子宫”则为着衣夫妇形(或称阴阳形);西方“室女宫”为带翅女人形,而宣化辽墓“室女宫”则为传统中国古代服饰双女人形;西方“天秤宫”为西式天秤形,而宣化辽墓“天秤宫”则为中国古代天秤形;西方“人马官”为搭弓射箭人首马身形,而宣化辽墓“人马宫”则为持鞭牵马形;西方“宝瓶宫”为持漏水宝瓶倒水女人形,而宣化辽墓“宝瓶宫”则为单一绶带盘口漏水宝瓶形,等等①。
再如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飞天彩绘中的“飞天”形象,也同样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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