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自从在滑台大云寺那次说法，大张了慧能南宗禅的旗帜，荡斥了神秀北宗禅的门风，遂使当时佛弟子们，对于南北禅宗的分道扬镳，有了较深的认识。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一来，两宗互争禅宗正宗地位的论辩，也就更加激烈。当时。北方一带，是神秀北宗盘踞的老窠，神会要想以此站稳脚跟，全凭过人知解，超群胆略。
实质上，北宗南宗的分界岭，一是在于北宗主张由渐而进，所谓渐悟，南宗主张单刀直人，人云顿悟；二是在于北宗由定发慧，坚持长期坐禅，南宗由慧摄定，反对一味坐禅；三是北宗宗奉四卷《楞伽经》，南宗推崇一卷《金刚经》，后来又遵《坛经》。
平心而论，当年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教诲弟子，不可说是没有渐的成分；既然面壁九年，当然是主张坐禅，有着相当的由定发慧功夫；再如他临终付法，交与慧可四卷《楞伽经》，并吩咐为：“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这样看来，年高德劭的神秀禅师，可说是忠于老祖宗的传授，神会把他所传，斥为旁门，未免太过。
再说慧能，这实在是个改革达摩以来传统禅宗的大手笔，大叛逆。当年，神秀教诲门徒，让他们教条式地死守达摩家法，“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反被慧能批评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又别出心裁地解释“禅定”为：“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这种对禅注进强烈新生命的话，表面上看来指责并有异于神秀的那套，实则却把矛头直指达摩九年面壁以来所有旧形式的求禅之道，若言此非叛逆，又是什么？既然打掉了九年十年，苦修求道的旧形式，那么建立单刀透入，直指人心，由慧摄定，明心见性的顿悟新禅，世就是势在必行的事，否则又何以站稳形式新颖，风味别具的顿悟禅的脚跟？再如四卷《楞伽经》，文字冗繁，言语奥涩，也给学禅阅读带来困难，不比弘忍教人，只持一卷《金刚经》，来得简洁明白。后来慧能继承这一余绪，又自制《坛经》，教诲学人，便就更加中国化了。
照此看来，在禅学上，神秀北宗，严守达摩以来列祖所传壁垒，其实是古天竺外国禅；慧能南宗，敢于掀翻达摩以来列祖列宗所传壁垒，把在中国传了五代的古天竺禅的坛坛罐罐，几乎全部砸碎，别树新风，可谓是改革禅宗，把禅宗引向中国化的缔造者。
由此，与其把慧能说成为是禅宗的正脉，以排斥神秀的“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倒不如把慧能说成为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更加贴切。
不过，由于当时社会上顽固的正统观念，以及神秀禅法在北方的强大势力，故而神会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要把慧能南宗禅的顿悟之风，吹进北方，席卷天下，也就非用争取禅宗正宗地位的手法不可。
对于后来慧能顿悟法门风靡天下，神会之功，千古不泯。
然而，自从滑台大云寺弘法辩脉以来，由于人心思简，人心思易，与其苦读《楞伽经》，面壁九年，长坐不卧，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中由渐而悟，还不如翻翻文字浅近的《坛经》，打破迷误，跳过坐禅面壁，在刹那间顿悟成佛，来得爽快。也正因为这样，慧能顿悟法门，最后取代神秀渐悟法门，自属情理中事。
不过，这要有个过程，因为要让风靡京洛的北宗禅法，拱手让出天下，还有一重人事和习惯上的障碍。所以滑台无遮大会结束，并不意味着两宗较量的结束。
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年已花甲高龄的神会，被请去东都荷泽寺，居住宏法。这时，神会门下，普寂和义福等劲旅，都已先后谢世，神会在荷泽寺宏法，便就聚了好多信徒，曹溪一脉，遂在他的弘传下，大播洛阳，遍传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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