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1907-2000），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人士、书法家、诗人、作家，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作有《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文集》等。

    编辑“大家小书”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本册《佛教常识答问》为该丛书之一。

    答：不能那么说。据我看，它还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问：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的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
    答：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证明在公元前3500-前2750年之间，那里的土著民族(可能就是达罗毗荼族)，早已有了惊人的城市文明。他们有城市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砖建楼房，有公私浴室；街道上有货摊和店铺，有纺织业和陶业。这个事实推翻了西方学者们一向认定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说法，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接受了土著的高级文明。根据发掘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土著民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且可以断定他们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至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很长时期(约一千年)以后，到了种姓制度确立了的时期，那里的社会是否仍然是奴隶社会，值得研究。从婆罗门的法典看来，首陀罗并不是奴隶，只是有一部分人当奴隶，而奴隶只是从事杂役劳动，在生产部门很少参加，显然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很难断定当时是奴隶社会。
    问：据您看当时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呢？
    答：佛经中的资料记载，当时国王每年有一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里举行亲耕仪式，人民都在替他耕田。这与婆罗门的法典规定的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首陀罗人要以劳动向国王纳税的条文相合。根据我国古代译师的注释，“刹帝利”的原来字义是“田主”。从这个线索来推断，似乎“种姓”制度开始完备地确立的时期，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而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情形又有所演变。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着雄厚的经济力量，例如把一座林园送给佛的大富商须达多，他有力量以黄金布地和拘萨罗的王子比富。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可以设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罗人混合种族的新兴国家里，刹帝利可能不是领主，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已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的。历史证明，统一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是促成阿育王统一印度的重要原因。虽然阿育王是佛逝世二百年以后的人，但是佛在世时，人们就有“转轮王统一天下”的理想。佛幼年时，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崇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转轮王”思想，实际是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
    问：释迦牟尼和婆罗门、刹帝利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是公开宣布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所以一生遭到婆罗门攻击的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婆罗门教徒和学者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归依了他。婆罗门人受了佛教的刺激，就有了《摩奴法典》的出现。这部法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一方面也可能作了一些修正。在《摩奴法典》里攻击佛教的文句虽不明显，但后出的《述记氏法论》则把攻击佛教的态度明白地表示出来。至于佛和刹帝利的关系，你知道，佛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当时佛所游化的那些国家的国王们，如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等，都是他的信徒和有力的支持者；后来阿育王更大弘佛法。应当说，新兴国家的刹帝利对佛是极其尊重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提到四姓时，改变了原来以婆罗门为首的次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把婆罗门放在刹帝利之后，这是违反传统习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贬抑婆罗门地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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