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关国民身份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令许多政治家感到惶惶不安的问题。保守党的右翼关注“我们这个岛的历史”，希望挽救这个国家，方法是从欧洲退回到英国的堡垒并且声称只要黑人人口在文化上变成英国的或不列颠的，他们就能够被整合进来。另一些人望着欧洲并且看见了能够充当21世纪的新身份资源的“区域”。向欧洲的部分转向就是要摈弃那些不愉快的帝国记忆，其他一些欧洲从前的帝国也介入了这个过程，因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需要忘记的和英国人一样多。一个基本上是白人的“欧洲要塞”，在其共同的移民和庇护政策的保护下，可望遏止这些经济贫困的人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欧洲人从前的殖民地，而且他们现在想加入北方的富裕国家。
建构新的身份的其他可能性是什么呢？其他地方，如澳大利亚，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澳大利亚的国民身份在1901年其联邦创立时就被确定了下来。那个时候被合法化的这个民族国家被想像为白人的，“白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公民身份政策确保从表面上抹去这些民族，而且白人的移民政策预定会保障这个国家的民族纯洁性。在目前有关澳大利亚的国民身份的争论中，部分地是受到联邦一百周年纪念和一个共和国的可能性的激励，有些人已经提出了一个“后国家”（post-nation）的观念，这个国家不再包含与1901年那个时刻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国家的主要含义。这样一种观点使人们放弃具有单数归属形式的一个同质的国家的观念，给土著民族赋予新的居住权，并且想像一个异样的未来，这个未来取决于混合的观念并且拒绝民族纯洁性。对英国来说，一个类似的观念就意味着重新想像过去，需要放弃国家与民族性之间以及实际上还有国家与肤色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再是一个虚构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且展望一种新的国家，它不是纯洁民族的，而是包容的和文化多元的。
历史学家和他们书写的历史常常对国民身份的建构十分关键。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与“国家”和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对欧洲人变得重要是在同一个时间。有关“我们这个岛的历史”的许多说法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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