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法律的、产权和治理上的保护,但它们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信念和制度上的“遗产”和“起点”,中世纪热那亚等城邦形成的交易治理机制并非就是古代欧洲文化传统的翻版(中文版,2008)。这是因为进入11世纪以后,欧洲开始进入了被罗伯特·巴特列特所称为的“欧洲的欧洲化”时期(本内特·霍利斯特,2007)。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基督教势力在整个欧洲的扩张,教会通过采取禁止近亲结婚、鼓励把遗产捐给教会,谴责扩大家庭等做法,逐步弱化了家族组织,“到了中世纪晚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不再是欧洲制度合成体的中心(格雷夫,中文版,2008)。在“欧洲化”背景下的十字军的东征也极大促进了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对于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来说,“十字军东征”既是宗教战争,更是一场贸易扩展运动。通过战争手段,热那亚、威尼斯不仅将原来控制地中海地区贸易的穆斯林和拜占庭商人彻底赶走,而且还将自己的贸易势力扩张到了君士坦丁和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远程贸易和天主教与穆斯林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十字军东征”还是一场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虽然一度衰落,但它一直被拜占庭和伊斯兰所继承,十字军进入该地区后,许多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被重新传人欧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和以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又重新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本内特·霍利斯特,中文版,2007)。因此,正如格雷夫指出,大约在12世纪,欧洲人已经重新“发现了个人”。这个个人主义的重新发现过程伴随着一个宗教战争、人口增长和移民的过程,也伴随着海上和陆路贸易的逐步扩展,同时更反映了教会作用的增大(1994;2008)。
通过对个人主义策略和集体主义的多边惩罚策略的对比,格雷夫指出,在个人主义均衡中,代理人被认为是无差异的,而在集体主义均衡中,参与者被认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做出反应,这些文化信念与博弈均衡相对应,所以他们都是可以自我实施的,而且,每种文化信念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工资水平、执行制度以及不同的对信息进行投资的水平(Greif,1994;中文版,2008)。因此,不同的文化信念产生了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既存的文化信念产生了“锁定”作用,因此,个人主义文化信念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又“复活”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