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方法方面。《大众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立脚点，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的阐释，而是要回答实践中、现实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是给那“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释知识的饥荒。”是给他们送去“一块干烧的大饼”。沿着“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回答活生生的社会生活问题，是《大众哲学》研究和写作的原旨和基本目的，也是其研究方法的创新。这就是“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生活事实中去”的研究方法。把哲学的道理同民族存亡、大众疾苦、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
方法方面的创新的意义在于，把哲学与现实生活结合，与群众的斗争实践相结合，与中国革命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第三，成果形式方面。《大众哲学》研究和写作最明显的特征是通俗化、大众化。“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的这种写作，是当时出版界“仅有的贡献”。艾思奇也说：“这种通俗的体裁还没有人尝试过。”
形式上的通俗化，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使哲学更接近于大众生活，别开生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创举，是第一本以独特形式进行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通俗化本身，事实上也是对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这种通俗化的形式，使《大众哲学》成为“大众的书”，艾思奇也成了“大众哲人”，从而奠定了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
《大众哲学》在内容、方法和形式方面的创新，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现实化几个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
尽管《大众哲学》“白璧微瑕”，但“瑕不掩瑜”。它在理论、方法、形式上的创新，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立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取代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大众哲学》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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