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附为康叔刘康公后代的康有为出生于咸丰八年（1858），当日之中国，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死战中。而实际上围剿“发匪”的主力无非是曾、左、李手下的湘、淮、楚三军，康有为祖父的从兄弟康国器在左宗棠军中渐渐以悍勇而受赏识，成为可以独统一军的人物。由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初期所暴露出的兵将互不相知的问题，曾国藩草创湘军时就定下规矩，实行一级级的招募体制，一营的营官战死，此营即行解散，即便打算保留之，也要先解散，再由继任的营官重新招募，目的类似于一朝天子一朝臣之义，就是为了士卒用命。这种体制及其衍形基本上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成为军阀的根源，直到国、共两党苏维埃式的军队模式的出现，方才走下历史舞台。军务繁忙，没有现代军队组织中参谋部之类的机构以及后勤部门，但是也有营务处、粮台和幕府来承担这些事务，参谋和后勤对于战争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自然要任用靠得住的人，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就是缘此被康国器看中，在幕中掌管书记。待到保举军功，成为候补知县，虽然保举泛滥，但好歹等到实缺，不料未及上任就病逝了。
失去父亲的康有为就在身为学官的祖父的教育下成长，有人认为康有为的这段日子对他以后的道路非常关键。首先是在祖父身边的督促学习，使他对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同样文史的启蒙也不会太晚。更为重要的是其祖父掌管州学，带康有为在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权力、仪式和学问的结合一定看得很透，少时天资不差的他也必定会受到地方诸生的关照和讨好，狂妄自大的脾性很可能成于此时。其实，每一时代都会有这样那样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乃至于非圣欺师的狂生，按照孔夫子的说法，不能中庸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实际上都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平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井然，虽然有狂妄至于思出其位者，但大体还能将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若要破坏安定和影响他人，则毫不客气严加管束，否则，依其兴趣加以安置，或能做出异于常人的贡献。晚清恰恰不是这样一种能合理“利用”狂生的社会，众人都处在方向的迷茫和行为准则的困惑之中，自命不凡而不安分者此时往往纷纷出笼，鼓售其术，妄图一步登天，站上风口浪尖，康有为可以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闯下巨祸，则南海圣人是要救天下的，自然没有必要如匹夫匹妇一般自经于沟渎，于是一走了之。
同时，日渐兴盛的康家，也开始附庸风雅，举办族学，康有为在其中制艺没有提高，说部诗画倒长进不少，于是本来狂放的心胸更加野开去，不复收拾。尽管光学八股文，或许不免迂腐，识见肯定也不够，但是若从四书经义先认认真真人手，起码做人的架子是不坏的，此后可以再游于艺，饱览群书，则可谓入门正，而以科举为无用之学，埋身于旁门左道，玩物丧志，也不过只是放纵而已。任何一时代的基本选拔考试根本不可能包揽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哪怕是所有“有用”的知识，于是考试的标准则自然应该表明，这一时代学问的门径以及参与考试者被认为必须具备的素质。社会分工不同，各有技艺，孟子早已明言其理，科举这样的社会基本选拔考试，往往在功利和实际使用的角度上被认为是无用，但如果此类考选真的要详细到稼圃的程度，则肯定成为一大笑话，培养出来的人多半也定是小人。近代以来的紧迫环境逼使人们总要求科举制度对危局做出回应，然而往往忘却了科举内容“无用”的本义所在，直到人云亦云痛打落水狗，只要是安心学习制艺必是陈腐老朽，而各以早不屑于科举为标榜，却不问不学八股到底是去干些什么勾当了。
心野而已经无所羁绊的康有为在朱一新门下待了一阵，终于还是云游去了，当日看来光怪陆离的西学又把他吸引住了，此外康有为还结识了一批文人学者，光绪十五年的上皇帝书让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声名。33岁那年，收了陈千秋和梁启超为徒，如果以康有为也十分尊崇的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要务，当然替手首先要从做徒弟开始培养起。梁启超不论文采和办事，足以成为左膀右臂，以早期的表现来看，梁也是一心一意跟着老师，捧着老师的。第二年，万木草堂开张，康、梁师徒大展拳脚的日子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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