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会出现反向的进程。这是背离历史之势和时代之理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做法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在理论上也是软弱无力的。梁漱溟的历史观和哲学理论就是代表。
梁漱溟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生命哲学的方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自然也就根本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著中，梁漱溟把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归结为一种精神和意欲的活动，以为精神和意欲活动方向的不同，人类文化发展便出现了不同的路向。西洋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2-353、383、394页）。根据这种理论，梁漱溟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为最高动因。这所以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在哪里呢？还在人类的精神方面。”（同上，第374页）在这一理论中，唯物史观强调的历史发展基础被抽空了，抽象的文化观念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被彻底消解了。
贺麟曾指出，在梁漱溟的时代，唯物史观在中国尚不甚流行。然而梁漱溟对之早已有了切当的批评。梁漱溟指出物质环境与意识或文化创造，只能说是有“缘”，不能说前者为产生后者之“因”。换言之，只能说物质环境与意识有“关系”或“关联”，不能说物质决定意识。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是基于人类主观上人生态度的不同，不能从物质条件的不同去求根本的解答（参见贺麟，第9页）。贺麟认为梁漱溟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正确的，恰恰反映了以恢复儒家思想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采取的态度。从历史之势和时代之理的角度看，这应验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各种哲学思潮的反思激荡中不断向前趋进的。在各种哲学思潮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彻底消亡之前，其思想是不能彻底消灭的。由此亦可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是历史之势和时代之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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