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先说一下，所谓谈论普遍性问题就是连同数学、道德、政治这些较为具体的问题来谈的。如果你从来不关心普遍性这个问题，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谈论民主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谈论数学真理问题，不可能不涉及普遍性问题。
我们刚才简单地谈了一点，就已经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汉语的论理传统，即今天汉语讲的“哲学的”，它已经注定跟西方的传统接上了——我们今天的论理词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讲的“普遍性”就有可能是“uni-versa”或“universality”，这本来是个拉丁词，它大致的意思是“一对多”，或者说是“联系多之一”，或者就说“多之联系”，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说法。刚才一讲到普遍性，周濂就马上提到“一与多”的问题，从西方文字面上就是同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讨论普遍性问题，还不是只从字面上与西方哲学联系，它还跟另外一些西方概念连在一起，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精通哲学史，但这个参照系是在那儿的。比如“普遍”这个词，我们今天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使用，如在报纸上会常用，如“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或者“贪污很普遍”，这时候这个“普遍”我们就不会把它翻译成“universal”，我们会把它翻译成“general”，或者“widespread”等。而在哲学传统里边考虑这个“普遍”的时候，我们多半是在谈“universal”。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这儿：我们讲到“general”或者“widespread”，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说“贪污现象普遍”，它也许就是百分之七十，甚至就是百分之四十，我们都可以说它“贪污现象普遍”。但是在哲学里面谈到“普遍”，通常是指“无例外的”，如“二加二等于四”，没有地方二加二等于别的数。就此而言，我们就接触到哲学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区分：所谓“经验的”和“理性的”。
有人说人权是普适的，那我们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有人就说民主制都合适，民主制国家发展得还都行；有人说这东西可能不坏，但是中国的国情就不合适。到底普适不普适？
讲起制度，我们都知道“多样性”这个词已经流行很多年了，多样性也有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提倡多样性，可是你提倡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人的观念，关于人权、民主，跟美国人不一样，中国是有其独特的文化的。但中国本身也是挺大的一个地方，对外是多样性中的一样，那对内呢？有普遍性吗？说我们中国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好像是在反对普遍性，但是这不是明显也在主张一种普遍性吗？就是在中国内部的普遍性。但是，如果有一个少数民族说你不对，说你代表不了我们，可就是这个民族中当然也不是一种人，那你说多样性是多样到什么地方，最后多样到每一个个体？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个体，此一时彼一时，那我们就不知道多样性多样到什么地方。
讲这些问题，不是说我要来解决它们，我不能说它们是日常问题，但的确是，平常如果你思考的话，就会联想到这么一个叫做“普遍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普遍性”在我的理解中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一个题域，这个题域连着很多我们平常会思考的事情。最简单的说法，可以说“普遍性”这个词有若干重意思，都汇集到“普遍性”这样一个“论理词”的名下。我们说它们都汇集到“普遍性”这样一个词名下，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这些意思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知道，至少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一个叫做“家族相似”的说法，它们不一定有共同性，它们可能就是这个和那个有点像，那个和第三个有点像，然后就连到一个“家族”里面了。那么，共同点也好，家族相似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家族相似我觉得也不是咱们要说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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