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似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世纪末，不少人经历了几年的冷静反思，同时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传播、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一些学者对三十年不同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但在观点、内容上比较一致。当然，也有对三十年的估计不同而结论殊异，这也十分自然。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各有联系，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回归自身，符合自身特征，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恢复文学与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其次是恢复文学的灵魂，也即恢复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理论的全局。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想，剥夺了文学自己的独立身份，使它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并且在文学理论中谈人色变，迫使文学理论走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绝路的地步。
文艺和政治关系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就已提出，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文艺完全被等同于政治，使文艺与文学理论走向了极端荒谬的境地。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触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这条主导神经，所以次年年初，就有文艺是“工具论”还是“反映论”、“文艺正名”说等，展开了对文艺从属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质疑与批判。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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