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约翰·加尔文与日内瓦
在关于约翰·加尔文最近的一个传记中提到，自信的历史学家们对于16世纪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包括资本主义、科学、改革、民主、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产生，但他们却普遍忽视了加尔文对那个时代的大变迁所产生的开创性作用。与同时代的法学、政治学相比，加尔文著作的意义可能不甚显要。现在，我们往往自认为我们是理性的。我们对宗教的关切次于对法律、主权、经济和政治的关心。因此，我们很难把自己融人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那个“前启蒙主义”的思潮氛围中，那时上帝与人、教会与同家的关系是如此显要，生活中一切经济、文化、政治的深刻变化，都必须以此来阐释和修正。
如果要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极有必要置身于16世纪早期社会，去了解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为我们现在有关法律与权利、秩序与权威、忍耐与自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根源和最初的模型，是在那个时代奠定的。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和著作是对新教改革所引起的欧洲剧变最强有力的反应之一。当加尔文成为一个突出的宗教领袖之后，他的著作就不仅是对弥漫整个欧洲的宗教冲突的一种回应，而且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欧洲的格局。加尔文的理论及其基础上所形成的制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极大地影响了宗教改革后的西方世界形势。
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主义者也持续影响着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这些议题往往不仅牵动而且周期性地搅扰着西方国家。或许关于其根源性议题的更激烈、更深层次的影响，我们都可能难以觉察。例如关于社会的正当秩序问题，包括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教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稳定性与变化。这些问题对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盼望解决这些问题。加尔文亲自研究过这些问题，后来他那些在法国的胡格诺派的追随者们、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家、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北美殖民地的爱国者们也都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他们共同论证了这些议题的更加具体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最重要的是，也论证了神学与信仰的传承是如何更新历史处境中的文化。来自约翰。加尔文的这些相关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被看作是构成最近400年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生活的框架体系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加尔文毕生关注的政治问题
约翰·加尔文1509年出生于法国北部的努瓦永（Noyon），1564年在日内瓦去世。尽管他的主要身份是学者、神学家、传教士和教会领袖，但他毕生都极其关心政治。加尔文在政治方面的兴趣，甚至在1533年至1534年他认信新教之前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评辛尼加的（宽仁论）》（1532年）一文中觉察到这种兴趣。这篇评论在许多方面都是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中“君主论”写作的一个例子，这种思潮关心公民平等。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加尔文更关心如何建立一种良好治理的政体，并且这种关注与日俱增。在这四年中，加尔文归正了他的信仰，成为一名新教徒（抗罗宗信徒）。1536年，他写出了第一版《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福特．刘易斯。贝特斯评论说，《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可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论文。加尔文对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的最大关心，表现在一封公开书信中，在信中，加尔文把这本《基督教要义》题献给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并为那些在法国受到迫害的新教传教士辩护。在《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章，加尔文再次表现出对政体的关注，他详细论述了这些议题——自由、宗教和民主权利。
在加尔文的后半生，他致信给许多欧洲不同地方的政治领袖。在给私人朋友的信件中，他经常对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发表评论。加尔文题献给了统治者们各种不同的《圣经》注释书，鼓励这些国家的宗教改革得以继续。在对“使徒书信”的注释中，加尔文高度赞扬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他把《以赛亚书》的注释书献给伊丽莎白一世。把《希伯来书》的注释书献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
加尔文对国家治理的兴趣，甚至超过对教会治理的单一关切。1541年，他起草了《日内瓦教会法令》，市议会非常满意。之后，市议会请求他从教会事奉中抽出时间把日内瓦民法和宪法编纂成法典。加尔文早年师从当时最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辈，接受过律师的专业训练，所以他能够很好地处理法典编纂过程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和包罗万象的原则。加尔文所受的文艺复兴方面的熏陶又使他把神学、哲学和法学融会贯通，这也恰好解释了在思想和行为上，加尔文毕生能够将神学和法学成功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影响
1523年，14岁的加尔文开始在巴黎接受高等教育。起初，他就读于马其学院。在那里，他受到了一位教导拉丁文很有名望的老师玛瑟琳．科提埃的莫大帮助。不久，加尔文转学到正统保守派的大本营——蒙太居学院，16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伊格内修斯。罗耀拉、作家拉伯雷等人经常出入这里。年轻的加尔文在这里受到苏格兰“斯科塔斯”哲学家（主张哲学与神学的分别）、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梅杰在神学（事实上也包括法学）上的巨大影响。约翰。梅杰是中世纪晚期最后的伟大经院神学家之一。学识渊博的梅杰使加尔文谙习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教士的传统。梅杰对教会“公会议至上”运动的解释，他的现实主义认识论，他研究理论时严谨的实践方法都持久地影响了加尔文的思想，给加尔文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一一拒绝“罗马天主教”和经院哲学传统，这也最终塑造了加尔文的思想和行为。
在几个世纪中，新教的历史研究倾向于忽略中世纪晚期天主教对宗教改革者的影响。但在最近几十年，一些学者，如温德尔、奥伯曼和金顿填补丁这个空白。了解宗教改革者对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神学的兴趣与造诣，有助于我们探索加尔文与西方天主教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对于理解加尔文的相互关联的神学和法学是尤其恰当的。加尔文的老师梅杰和他这位更著名的学生一样，对公权利和宪政史有浓厚的兴趣。他以“斯科塔斯”学派的哲学和奥卡姆的神学立场，来阐释天主教的神学传统。他是一个伟大的公会议（主教会议）至上主义的神学家。他认为教会公会议的地位应高于罗马教皇，而拥有最高权力。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宪法是为了公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取悦于统治者。就像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公会议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思想在加尔文的思维方法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加尔文的追随者、法国胡格诺教徒和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们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梅杰的《大英帝国历史》对16世纪晚期的宗教改革者和罗马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学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挖掘出来的宝藏（尤其在加尔文之后），使他们找到历史上曾发生的，在宪法和习俗中，民众免去不义之君王的例子。
梅杰反对中世纪用寓意解释《圣经》的做法，而主张按字面意义解释《圣经》。在更严格的神学领域内，加尔文似乎也受到的影响。请看托伦斯是怎样说的：
“字面意义是基本的，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教义……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经文所处的背景，并且要把每个段落与上下文对照起来。不仅要与相关段落的上下文紧密对照，而且还要与整部福音书对照起来……字面意思通过上下文研读和比较研读而获得，因为这才是其真实的意义，而不是片面的、不完全的。”
当然，加尔文的释经学还要感谢北欧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如纪尧姆．布德、勒菲弗尔．伊塔普雷斯和伊拉斯谟。但毫无疑问，正是梅杰为加尔文打开了道路，使他接受了由“文艺复兴”所带动的、将历史一文法的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解释原文的方法（不过梅杰本人反对这一历史-文法的研经法）。加尔文正式跟罗马教会决裂后，继续在这一影响下，追随梅杰的道路，因此他的释经法部分秉承了天主教传统，就如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其他论文、讲章和《圣经》注释书所显示的那样。加尔文和梅杰一致认为：
“只有在教会传统的背景和历史中，才能够正确地释经。对经文的理解必须与公会议（即各级主教和神学学者的集会，制定信条、教会治理与纪律等条例一一编注）的决定、过去伟大神学家的教导相符……尤其要通过神职人员和公会议……”
加尔文的神学成就与政治才干，还得益于梅杰的另一个榜样和教导，而这一教导其实来自邓斯。司各特——神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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