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吕家宁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这些在他的脑海中打下深刻的印记，并因此他那种“志切大众”、“同情愚弱”的博爱情感，“援贫屈富”、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不甘人后、出人头地的竞争意识日趋强烈。<br> 二、社会环境与吕振羽忧患意识的产生<br> 吕振羽早年生活的时代，是翻天覆地、风云变幻的时代。1900年，刚刚跨进世纪门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震惊中外。侵略者的铁蹄任意践踏中国国土，烧杀掳掠国人，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于半殖民地深渊。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并没有泯灭，火爆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遍布大江南北，十年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洋人清廷”终于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没。清廷覆没，民国成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但是，这样的好景犹如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外祸迭起，内乱纷呈，民生凌夷。<br> 20世纪初的湖南与全国一样。<br>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一如水银泻地，深入湖南各地，农民陷入困境。<br> 继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岳州开埠，1904年（光绪三十年），省会长沙被迫辟为商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湘潭、常德辟为“寄港地”，于是，“外人争先恐后，络绎而来，凡湘中有之利权，每为攘夺而莫可挽救”②。湖南成为世界列强的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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