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童工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十三岁时，家道更加艰难，为养家糊口，家人无奈把我送到三姑父开的生昌钱米店学徒。钱米店没什么技术，只是扛沉重的米袋和为顾客把银元兑换为铜板，实际上是找个扛长活的苦力，还可以不给工资。从此我开始了童工的痛苦生涯。
起因是，长我四岁的大哥，人很聪明，大概在父亲的古玩店里看得多了，画得一手好国画，后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这是很不容易的），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他都要从上海回来，不幸十七岁时得了破伤风，治疗无效。我父亲中年失子，受到很大打击。同时，家道衰落，实在困难得过不下去了。
“中人”抓住我的小手在契约上按下手印，即使是亲三姑父，也立下了“任由师傅支使，生死概不相干”的字据。父亲少有地含着泪跟我说：“娃啊，必须苦挨三年，三年满师。如果不能耐劳吃苦，中途逃跑，俗话就叫‘放逃根’，就会给父母丢脸，被邻里瞧不起，指着脊梁说：‘这娃儿没出息！，毁了自己的名声和前程！”所以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咬紧牙关，再苦再累也不能“放逃根”。
生昌钱米店开设在城南长乐路，离江宁县政府不远，两间门脸。老板说是我的三姑父，可一点体恤都没有，更不必说照顾了。每天早上，我要把比我高出一人的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晚间关门，又要一块一块装上去，每一块都重得只能一点点挪动。特别是晚上，为防偷盗，还要上一根跟门脸一样长的粗木杠，我一个人根本拿不动，装上东头，因为力气小就装不上西头，常常被掉下来的门杠砸了脚，疼得掉下眼泪。但只能喘口气，擦干眼泪，用胸口顶住门杠，使尽力气往上抬。
每次进货，都是在中华门外，由小毛驴驮着帆布米袋运来。每袋十斗，每斗十五斤，一袋就是一百五十斤，都要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蹲下身，弯下腰，从头上抓住袋口，赶毛驴的人从后边抬着袋底抽上我瘦小的肩背。然后，我踩着跳板，一步一挪挨上去，从高处倒到大米囤子里。每一次进货，最少二三十袋，对我真是极其艰苦、沉重的劳动。我父亲、弟弟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唯有我被米袋和门板压矮了。
每天晚上，老板亲自给米堆上盖好“印记”，这是防备我偷米。我则还要把没卖掉的面条和上盐，摇着压面机压成挂面。后来出租自行车，我又增加了修车的工作。租车的人玩得晚，我就一直不能睡觉。每晚还必须记账，打算盘，把进出的账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算盘打得很熟练。那时候，一块钱合三百个铜板，学徒每月发一百个铜板，只够剃头、洗澡、零用。三年的学徒，我经受了超负荷的劳动，磨练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做到了南京老话说的：“咬口生姜喝口醋，什么酸甜苦辣都咽得下。”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受剥削、压迫，站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立场，对不平等的社会自发地产生了对抗的情绪。
满师后，只能拿到四块钱，不能养家糊口。家里看我三年硬撑下来，没给家里丢人，就托人找到南京电报局，去当递报生。递报生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把收到的和发出去的电报，送到“登录处”登记。到电报局时，我已经十七岁了，每月收人十四块钱。记得第一个月的收入我是这样支配的：给妈妈五块钱，可以买一担米，够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及我生活一个月；小时我只上过一年私塾，后来认的字都是自学的，所以我用剩下的钱找了中文、英文老师各一位学习，分别付三元钱；再用余下的买了一本小楷字帖学习写毛笔字，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我没有初中文凭，就不能升到报务员，当递报生每月最高收入十八元，于是就想另求发展。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人生的道路如何走？个人前途在哪里？这是旧中国有正义感的青年都有的迷茫。
1933年初，托人介绍，我到位于南京三元巷口，属于“国防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农业处，当临时统计员。我会打算盘，小楷写得挺工整，曾经给人誊抄状子，卖字为生，所以，对统计员的工作颇能胜任。于是有些闲暇，经常到“江苏民众教育馆”去。有一回，看见馆里的“大众剧社”招生，我立即报了名。
找到人生之路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戏剧运动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了极大的发展。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自己参与改造旧社会的责任，艺术上也走出初期“文明戏”阶段的窠臼。洪深先生首议将“新剧”之称改为“话剧”，表明戏剧观念上的嬗变。在有影响的剧社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党员担任了中坚骨干，1929年，由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用演出时的大红前幕作为象征。
1930年6月，由于田汉先生领导的“南国社”演出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的话剧《卡门》，因里面着意增加了烟草工人罢工和反对封建国王斗争的内容而被查封，多人逮捕，使得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们深切认识到：必须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成立统一的组织。秋季，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不久，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由党的“文委”领导，沈端先（夏衍）主持会议，正式成立“左翼剧联”党团组织。从此，“左翼”戏剧活动蓬勃发展，并以上海为总盟，逐步发展、建立了北平、武汉、南京、广州、南通分盟。
左翼剧联南京分盟成立于1933年秋。在民众教育馆任职的瞿白音、施玉（施春瘦）、洪叶（吴天）因为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其“美专剧团”就是左翼剧联领导下最活跃的学生剧团，因而与左翼剧联早有联系。他们在民众教育馆组织了“大众剧社”。因瞿白音与我同在电报局工作，我跟着他参加了《五奎桥》等戏的演出。
除大众剧社外，还有一个由要求抗日、反对压迫、情绪激扬的几名中学生组织的“南钟剧社”，成员有舒强、吕复、王逸、水华、许之乔。他们通过“南国社”的关系，从上海请来了陈鲤庭、左明、宋之的，帮助排演《五奎桥》和《放下你的鞭子》。鲤庭先生其实是左翼剧联上海总盟派来的，他经过一段工作，觉得南京的这批戏剧工作者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热情很高，也具备艺术的悟性。于是经“总盟”批准，是年8月，正式派遣陈鲤庭、宋之的两同志来南京，将大众剧社和南钟剧社这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正式成立“左翼剧联南京分盟”（以下简称“分盟”），由瞿白音（时为共青团员）和施玉领导。
这是江苏第一个由党领导的戏剧团体。“分盟”直属阵地为磨风艺社，“磨风”是英文“动”（MOVING）字的谐音，以一个强健的工人，推着滚动的大木轮图案为社徽。而大众剧社实际上为分盟根据需要运用的又一块牌子，对外以大众剧社作为更广泛联系群众的社团。
1933年，我正式参加大众剧社，积极参加剧社组织的活动，思想提高很快，一扫过去的迷茫和彷徨，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乐趣，很快地参加了成员要求更严格的磨风艺社。1934年春，我被“分盟”正式吸收为盟员。
从1934年初起，在民众教育馆小礼堂、金陵大学、励志社礼堂等地，我随磨风艺社参加演出了洪深先生编剧的《香稻米》、田汉先生的《战友》、《江村小景》、《父归》和他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于伶的《丰收》、陈鲤庭的经典之作《放下你的鞭子》、张庚的《秋阳》、王逸的《二升米》及当时流行的《姐姐》、《回春之曲》、《乱钟》等。改编的外国戏《雪里的王冠》、《小偷》，后来改编为《三江好》的爱尔兰独幕剧《月亮上升》等，都成为了艺社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直到抗日战争开始。艺社还到工厂、学校、农村、淮安的清江浦演出，发现农民看不懂，临时根据当地遭水灾的事，现场编成活报剧，很受欢迎。“分盟”还按左翼剧联的指令，作为政治任务，派王逸参加反动的怒潮剧社，该剧社是为配合反动派对江西苏区围剿而专门成立的。王逸和左翼剧联派去的沙蒙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开展斗争，拉出了一批受蒙蔽的业务骨干，搞垮了反动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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