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间艺术的感染
现在回到孙犁与书的关系上来。
孙犁与书的关系，开始于听人讲说评书（也叫平话）《三侠五义》和人鼓书《呼家将》等故事。幼年听说书时的情形，在他的义章《童年漫忆·听说书》中，有过具体的描述。
孙犁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是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的。这些外出的人，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大多在春秋农忙时回来，为的是帮助家中收割和播种。其中有一个孙犁叫他德胜大伯的，当时有四十上下的年纪，他能说书。遇上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人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就会聚集到碾盘旁边纳凉休闲。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大家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大家讲说《三侠五义》等故事。而另一个门墩，照例是留给年纪大、辈分高的人坐的，轮不到年青人和年幼如孙犁似的小孩子们去占领的。在孙犁的印象中，德胜大伯的评书，讲得很好，像专业艺人一样，不只故事记得很清楚完整，说得也很熟练。他是做小生意的，不会有时间，也舍不得专门花钱到娱乐场所去拜师学艺。按照孙犁的推想，德胜大伯的评书可能是这样学来的：他长年住在小旅馆里，同住的，干什么的人都有，夜晚没事，也许会请能说书的人，免费说上一两段，为远离家乡、长年在外的人消愁解闷。日子长了，德胜大伯也就记住了全书的人物、故事情节和各个细节，也学会了讲说的技艺。
在《童年漫忆。听说书》中，孙犁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幼年时，听专业或半专业半业余的民间艺人说书的情形。较为常见的是，麦秋过后，这些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以车后架做鼓架。他们大多在街头说唱快书，只用鼓板，不用弦子。只说小段，不说整本。有的自己专事说书，说完之后，由热心的经管人，代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作为报酬。有的兼做小买卖，在说唱中间，则由经管人代他们在人群中，主要是在妇女中，为他们兜售一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等售完了预先准备的那些东西，他们就骑着车子赶往别的村子，说唱卖货去了。
最令孙犁难忘的，是在一年秋后，村里来了推着一车羊毛的兄弟三人，以说书招徕顾客，做擀毡条的生意。第一个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村中的一些老书迷们，对兄弟俩的说唱技艺，赞赏不已，说是真正的西河人鼓，言调韵味纯正极了。既然能有这样的艺术享受，书迷们便自告奋勇地去各家各户做动员，为他们招揽生意。就这样，兄弟三人在村子里连续说唱了三四个月。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村里要擀毡条的，都已经擀完了。但直到这时，书中呼延庆的擂，硬是没有打成。孙犁绘声绘色地写道：“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孙犁风趣地说：“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在旧中国，像孙犁家乡那样的农村，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与书有关的文化就更少了。要说与书有些关系的，除了说评书《三侠五义》，说唱大鼓书《呼家将》等一类活动，就是“吊挂”了。所谓“吊挂”，是一种用彩色绘制在粉底白布上的连环画，有人物，有山水车马，有故事情节。故事多取自《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五代残唐》、《杨家将》等通俗小说。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则和年画上的连环画一样。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为一组，用绳子串挂排列于长街。看了“吊挂”上的连环画，可以增长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吊挂”只在春节期间挂出，平常收藏在家庙里面，不能随便拿出来观赏。还有，能阅读《三国演义》等古书的人，才能看懂“吊挂”上的故事。如此看来，孙犁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才仔细地看过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吊挂”吧。
3.第一次借读《红楼梦》
1919年，孙犁6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农村小学校的设备是很简陋的，不过是借。家闲院，两间泥房做教室。实行的又是复式教学，一个先生要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个班学生。孙犁除了上小学，冬季时，还要上夜学。父亲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孙犁后来回忆说：“放学路上，提灯甚乐。”（《自编纪年》）孙犁家每年请先生两次。席间，他叔叔总是嘱咐老师，不要打他的侄子，因为他有病。有病，就是指前面提到过的孙犁患有惊风疾。他这种病，直到7岁以后，每年清明节这一天，由他叔叔带着，到三十里外的伍仁桥一户人家，用针刺手腕，连续三年，才治愈。
孙犁上的是国民小学，学的是新学制的课本，不再读“四书”“五经”和文言了。但当时在农村中所接触的，例如政府文告、春节门联、婚丧应酬等文字，还都是文言，很少白话文。就是说，在“五四”以后，在一定的场合，还需要学会应用文言文。孙犁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他家的私乘。他的父亲，在经营了多年商业、家境有所好转以后，决心要为祖父立块碑。他请一位进士写了一篇碑文，并把这篇碑文交给小学的先生，要他教会孙犁阅读，以准备在立碑仪式上，叫他在碑前朗诵。孙犁父亲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他心目中，这“不只有光宗耀祖的虔诚，还有教子成材的希望”。70多年后，孙犁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中回忆彼时彼地的情景时说：“我记得先生每天在课后教我念，完全是生吞活剥，我也背得很熟，在我们家庭的那次大典上，据反映我读得还不错。那时我只有十岁，这篇碑文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但是，那些之乎者也，那些抑扬顿挫，那些起承转合，那些空洞的颂扬之词，好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从识字开始，就有逛书摊的喜好。他晚年梦境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景象是：“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在《书的梦》中孙犁说：“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的地摊上，还会遇到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小传。对于这类书，孙犁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其中也有对他最具诱惑力的书，像小说《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但买这样一本即便是最普及的本子，也要花一两天的饭食之需。而孙犁当时的家境，虽已富裕了一些，也还是不能轻易购买的。那时他上学的课本，有的还是他母亲求人抄写的呢。
在孙犁幼年的那个时代，在他的家乡东辽城村，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能读书的农民也很少。他们不愿意，也没有条件去买去读那些“闲书”。在村子里，存有几本书的，是东、西头刘姓人家。他先是向西头刘家借了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向东头刘家借了一部《金玉缘》，也就是《红楼梦》。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因生活所迫在少年时就下了关东，只有老大留下来，娶了一房童养媳，算是成了一个家。老二老三最终没能回来。老四叫四喜，论乡亲辈，孙犁叫他四喜叔。四喜叔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有些“蛇摇担晃”。这种走路姿势，常常成为大人们告诫孩子的教材，说是像四喜那种没有根柢的走法，将来是吃不上饭的。但孙犁对四喜叔的印象很好，曾这样描写过他：四喜叔性格开朗，行为洒脱。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往往惹得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孩子们听起来很是入迷。四喜叔知道年近10岁的孙犁爱看书，就把一部《金玉缘》借给了他。
四喜叔的刀功非凡。每逢集市，用他那把锋利明快的切肉刀，帮人家卖肉。孙犁见过四喜叔彼时彼地的神采，令他赞叹不已：四喜叔站在卖肉的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驴肉，切出来是那样地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有规律地落在又厚又大的圆形肉案子的边缘。这样，他给顾客们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闻名的“飞刀刘四”。他在工作的当儿，那高大的身材，在顾客的层层包围下，顾盼自若，意气洋洋，虽说是英雄落魄，但暂时有了用武之地，“飞刀刘四”不乏庖丁解牛般的神色气度，确实令人向往。所以孙犁说，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像“飞刀刘四”，在那样一种工作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但“飞刀刘四”的结局是很令人痛惜的。一次，他在帮人卖肉之后，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用刀逼着一个相识的人把自行车给他，不然，说要砍了人家。那人留下车子后去报了案。县长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抓去就枪毙了。孙犁对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始终不能忘怀，对他的人生悲剧，充满了沉痛之感。当他在息影二十多年后复出文坛时，在最初写作的几篇散文中，《童年漫忆。第一个借给我的人》写的就是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在文章末了，他由四喜叔借给他《红楼梦》，引出了对书与人生命运关系的思考：“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读书总是和写字或者写文章连在一起的。在孙犁的幼年时代，写字还得用毛笔，用毛笔就得用砚台，或者用墨盒。用墨盒，里面最好铺上一层丝绵。要有丝绵，就得养蚕。不少孩子是喜欢养蚕的。但孙犁家乡桑树很少，只是在两家田地中间，有时种上一棵野桑，叫做桑坡，作为地界。尽管这种野桑很难生长，因为它的根，往往被犁铧铲断。但只要它不死，到了春天，就会发出一些铜钱大小的桑叶。这些桑叶，成了孩子们争夺的对象。桑坡上的枝条剥光了，只好用榆叶去喂蚕。但蚕不爱吃榆叶，能活下来的，到末了，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点点丝来。和孙犁一起养蚕的，是一个和他很合得来的远房妹妹。他俩养的蚕，都只能吐出一点薄薄的丝绵。堂妹答应他，她的蚕吐的丝绵，也铺在他的墨盒里。堂妹不读书不识字，但她知道，墨多一些，可以多写字，而写好了字，写好了文章，就会有锦绣前程。孙犁在《蚕桑之事》中说，他们的丝绵总装不满盒，而他在12岁时，就离开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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