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留下的问题<br>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判定,包括东条英机等7名死刑犯在内的25名日本领导人有罪。由于是“胜利者进行的审判”,苏联在西伯利亚对日本战俘的扣留,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对日本城市进行的不加区别的狂轰滥炸等胜利者的“战争犯罪”行为未被追究。<br> 判决断定,从1931年(昭和6年)的“满洲事变”,到1945年为止的一系列战争都是日本进行的违法侵略。但是原外相东乡茂德在法庭上谈及对美战争时说:“(由于赫尔照会)我觉得当时的日本是被迫进行要么发动战争要么自杀的选择”,提出了自卫战争的观点。对美战争究竟是侵略战争还是自卫战争?争论迄今还没有结果。<br> 同盟国只把最高层的人物列为被告,放走了一些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人物。例如在“满洲事变”问题上,板垣征四郎受到起诉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主谋石原莞尔却被免予起诉。即使从理清战争机制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对实际上制定政策、发出指令的军务官僚和前线指挥官们的战争责任进行检证。<br> 对于追究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政府认为“会给国民造成以血洗血的印象”(币原喜重郎首相语),因而态度消极。日本国会对于向同盟国要求释放被指定为战犯的那些人的态度十分积极,但对于追究战争责任同样是兴趣淡漠。<br> 对于主导占领行政的美国通过政治判断被免予起诉的昭和天皇是否负有实质性的责任,这个问题至今还有人提出追问。此外,普通国民是否负有“加害责任”?他们的子孙后代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战争责任?此类议论仍然未获解决。<br> 奠定讨论战争的基础<br> ◇纪实作家保阪正康<br> 我们把1945年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定为到今天已经有60年的“战后”的起点,那也是接受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国占领的一年。<br> 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或者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战败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二战也是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的法西斯体制被解体的战争。但是对于这一点,在日本却没有那么被认真地思考过。只是把话题限定在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和被占领的问题上来讨论,很多问题当然无法得到确认。<br> 这60年间,日本的现代史研究和对战争的叙述传承得到了发展和拓宽。史实得到了相应程度的澄清,对战争的自省也植根于社会民众之中。但是,我们是不是还缺少些什么呢?我们缺少关键的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作为关键的基础,我想提出两个观点。<br> 第一点,如前所述,是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框架来考察太平洋战争的视角。第二点,是(日本)政府对于昭和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并没有尽到说明的责任这个事实。这两点实际上相互关联。战后60年来的历届政府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检证过昭和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并面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作出应当如何总结这些战争的说明。<br> 听到这样的批评,也许有人会立刻搬出旧金山媾和会议和加入联合国时日本政府表明的见解等事例,来证明这类的说明已经完成。也许还会有人拿出跟各国恢复邦交时的文件,认为这些已经足够了。当然,还会有人拿出国会的决议(在2005年8月2日就通过了《战后60年决议》)来反驳我吧。<br> 但是,这些演说、文件、决议等等,都只是说出结论,而没有对过程的说明。我认为战后的历届政府本来应当仔细地考证历史的事实,整理出有关一系列战争的报告书,但没有一个政府这么做过。我个人认为,面向因昭和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而被动员上阵的士兵以及全体国民,政府应当明明白白地作出说明: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开始的,是基于这样的法律动员你们上阵并进行了这样的作战的,最后招致了这样的结果,当时的政府应当负有哪些方面的责任等等。只有作出了这样的说明,才能得到国民的理解。当然,说明也会招来赞成和反对,但只要彻底地排除感情色彩,客观地加以说明就行了。<br>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偷了懒,讨论战争的基本姿态在日本就没有得到确立。只有结论的反省和谢罪是空泛的,也容易流于形式。<br> 毋庸赘言,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里整理出这样的报告书绝非易事。但是,逃避了一时的痛苦而历史性地失去的东西不是更多吗?<br> 战后60年,是战争从当代史走向历史的转换时期。尽管下手已经太晚,还是应当立刻整理出报告书。在国会里已经成立了超党派的永久和平议员联盟(鸠山由纪夫任会长),听说他们正在争取在国会图书馆里设立永久和平调查局,以议员立法的形式推动以往战争的受害调查。在现阶段,以这样的立法为基础来探索历史性了结的方向是对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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