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98.被告松井通过采取下面的立场寻求逃避他的责任：他对他下面的军队的指挥和监督完全是间接的，因此他不对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纪律和道德问题负直接的责任。（摘要，第22部分）似乎他想将他的责任限制在军事行动方面，比如炮击瓢虫号。（摘要，第1部分）
MM－99.检察方认为将执行纪律的权力与指挥战斗的权力分开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也承认军事纪律与军事战略是相互联系的，在军事纪律方面他的确有权进行干预。（摘要，第22部分）
MM－100.此外，证据清楚地表明正是总司令松井在12月18日召集在南京的军官，并告诉他们应该认识到指挥和执行严格纪律的真正意义。（摘要，第22部分）正是松井命令调查暴行，我们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与执行纪律的权力在他那里看法是一致的，不可能如他所说这种权力转移到了他所指挥的下级那里去。
MM－101.他本应该根据自己的忠告，认识到他的指挥的真正意义，更严格地对那些将一个和平与非抵抗的城市变成为停尸房——到处是无辜中国男子、妇女和儿童尸体——的军官和士兵执行纪律。
MM－102.这种反人类罪行的责任只能由他与东京的那些由于住在南京的外国居民的报告而完全知道暴行的政府首脑和高级军官分担。（摘要，第13部分）他们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结束这些悲剧事件，这些事件日复一日地持续着，并使南京的陷落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MM－103.在起诉书所涵盖的时间里，证据清楚地表明松井的其他活动。（摘要，第24部分）早在1929年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日本驻欧洲武官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对苏联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事宜.
MM－104.另外（证据）还清楚地表明他一直，并仍然提倡“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将外国利益从东亚驱逐出去的政策。（摘要，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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