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抉择：伟大的转变
自1927年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6月28日，唐生智部署驻扎在汉口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派遣部队占据汉中各处工会，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派一个机枪连占据全国总工会，驻汉口的第三十军、第十三军部队采取了一致行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下令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陈独秀借口为了使民众不再相信敌人散布的挑拨谣言，竟同意了这项命令，并要求全国总工会主动解散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所有的枪械都交给武汉政府。这样，湖北总工会自动将工人纠察队1000余支枪交给了汉口卫戍区办事处。共产党手中仅存的一点武装也被解除了，当遇到敌人挑衅时，只能不断请求国民政府派遣军事警察来保护。据说，当时汪精卫听说工人纠察队主动缴械的事都觉得很奇怪。
6月30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而这时，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加速了与共产党的分裂：6月4日，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13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会谈后，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从河南回师武汉；20日，冯玉祥同蒋介石会谈后公开向右转，要求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选择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企图通过以最大的让步缓和武汉政府军队的反共情绪，拉拢汪精卫、唐生智实行东征，延缓“分共”。依此方针，陈独秀等人抛出了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政纲”，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声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并且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减少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应受国民党党部的监督，工农武装部队要受国民政府的管理，没有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允许，不得从事任何革命活动，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人军队”。这个明显带有投降主义的纲领，遭到很多人的激烈反对。然而，在陈独秀等人的坚持下，竟于7月3日获得通过。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命令在国民政府担任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和担任劳工部长的苏兆征立即辞职，退出国民政府。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可动员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加入。这等于是解散共产党手中掌握的另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表示了反对，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动要求去湖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建立根据地，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当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也意识到了保存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纷纷请缨，要求中央立即在湘、鄂、赣三省发动暴动。7月初，叶挺和贺龙曾积极筹划以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为骨干，趁第二方面军追悼北伐河南阵亡将士大会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反叛；恽代英也率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千名学员加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反击敌人进攻的战斗。
尽管中共中央作了巨大的让步，但汪精卫、唐生智、何键等人仍从6月底到7月初起，开始酝酿“分共”。为找借口，他把搁置了近一个月的罗易交给他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党的罪证，四处活动，煽动反共，组织反革命力量。
7月初，共产国际得知中共中央、鲍罗廷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无原则的大退让之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所犯的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拒绝执行“五月指示”提出批评，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机会主义的中央，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第一，应该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要退出国民党（这也是后来在南昌起义中继续使用国民党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加强工人组织，准备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坚决的行动。
第三，武装工农。
第四，纠正党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还单独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的指导权”。但是，由于在《决定》中也申斥了鲍罗廷，并勒令他回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鲍罗廷竟把这个文件藏了起来，“秘而不发”。
直到1927年7月12日，迫于形势的压力，特别是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即将到达中国，鲍罗廷只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决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事先，他找张国焘等5人谈话，说明组织中央的原因是“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离开”。他还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又提议让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陈独秀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向党中央提出辞职申请，秘密躲在了武昌一偏僻的工人住室内，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肯定了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
《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指出由于他们不实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拒绝公布土地问题决议案，限制工农运动，放任反动派自由地进攻革命等，致使反攻民众运动的反动恶浪陆续掀起，造成“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宣言》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公开准备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且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退出国民党，决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仍将与一切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国共两党公开决裂了。
中共中央的这个《宣言》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当时王荷波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7月13日宣言，是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路线，代替了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正是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失败的紧急关头，力挽狂澜，实行了党的战略“由国共合作到武装暴动”的伟大转变，南昌起义才成为可能，进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7月13日以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从汉口迁到武昌，连续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决策：
第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根据周恩来对张发奎部队的分析和李立三等人的建议，通过了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的决议和计划，决定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第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并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到湘、鄂、赣、粤等省去指导秋收起义。
第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并积极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会上还对党中央机关下一步行动作出安排：中央机关立即迁往九江，再转到上海。
根据这几项决策，共产党员纷纷奔赴九江，准备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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