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刘济生 （代序） 两年前的某一天，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内蒙古民族大学的一位刘济生教授到北京了，很想结识我，并有一部书稿希望交给我。见面自然很开心，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楼下餐厅吃了一餐饭，刘教授对我的过去很熟悉。收到书稿后，我们单位的一位教授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刘教授的文章有许多观点不敢苟同，并建议作退稿处理。
刘教授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专门到我单位拜访我。我单位的玻璃门是透明的，刘教授一进门就看到了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并伸出手和我握手，结果由于过于激动地缘故，没有看到前面透明的玻璃，手也碰到了玻璃门，嘴也碰到了玻璃门，额头上起了一个大疱，两颗非常洁白的门牙也松动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果真碰掉了门牙可怎么办？尤其是我后来看到刘教授满嘴整齐的白牙，简直可以给牙膏厂做广告。这难道就是我们合作的开端吗？但我的内心却对刘教授产生了深深地愧疚。
退稿是开不了口了，但书稿进展却不顺利，几次遭到搁浅。等我后来和刘教授熟悉后，我就打定主意要把这部名为《历史的误读》的思想随笔集推向社会。尤其是我认真地拜读完刘教授的大作后，我庆幸自己没有退缩和轻信我单位的那位编辑的话，否则我就会犯了一个大错，或者说犯了一宗罪，一辈子也会对不起刘教授。《历史的误读》写得太好了，尤其是 “秦家店的黑幕”和“伦理政治的终结”两辑，思想深刻，逻辑缜密，是我近几年见到的文章中罕见的好文章。正如吴思先生所言：“‘秦家店’ 这个概念是刘济生教授创造的，它揭示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真相。”除此而外，刘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洞见，用严谨的学术思维完成了对儒、释、道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他剥开了传统文化的壳，用一把解剖刀，把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三大文化传统”切为四块，并对这四块作了剖析和甄别。中国的“秦家店”和“孔家店”是如何互相合谋的？伦理政治为什么结不出民主的果实？民本主义的缺限是什么？孔孟思想为什么没人实行？中国文人怎样走出卑鄙？这一系列问题困扰了中国文人几千年，而他却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发人深省。
刘教授说：“专制体制下文人是很难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体制比 100个好皇帝还重要；一个坏体制比100个坏皇帝还关键。”他传播的思想虽然是常识，但却是很多人遗忘的常识。因此，透过这部《历史的误读》，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
尤其是在这个余秋雨、易中天和于丹流行的时代，恢复对常识的言说更显得弥足珍贵。
《圣经》上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诗篇》12：8）这正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弊端，更需要所有有良知的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伴随着“草原情歌王子”莫日根苍凉而温柔的《乌兰巴托之夜》，我仿佛看到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的脸，自由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自由……这是一句多么艰难的字眼，寒风中只有刘教授笑了，因为他是来自草原的儿子。
是为序，与刘大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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