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1989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国防大学和北京图书馆任教与工作，1996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任教，1999年聘任教授。现任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兼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历史和阶级意识》（译著）、《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历史哲学的重建》、《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哲学交流史》等。
　　张西平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
　　尽管他们可能会培养出一种在牧者使命之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圣母圣心会和耶稣会的修士们却分享着一个同样的信念。怀着护教的意愿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是这个国家智力与精神的历史，而且在那里寻找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下精神状态的各种迹象。
　　他们在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因此被赋予一层策略的涵义。对于文宝峰，“了解那些可能抵抗我们行动的影响力是必要的，同时还有那些可以利用并从中可能获得支持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史．序》，第3页）。而布里耶尔，他也确信，文学是通往中国人心灵的一条理想捷径，他应和道：“为了了解在大众中普遍传播的观念，或者说，为了触摸一个民族的脉搏，文学有时能给我们提供远比它的伟大哲学体系提供的更加忠实的图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第236页）因此，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就像通过这些作家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主要集中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和精神问题。
　　1．政治维度重心
　　强调政治并不令人奇陸，因为这直接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提出一个唯一的问题，这就是投入斗争的文学”，明兴礼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第13页）。此外，人们强调文学领域里“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潮流的主导性力量”：“……社会的观点首要于其他的一切；而且，作家们轮番地怜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或是谴责现存的秩序。”⑩远不能从文学生活中排除这个方面，传教士们关心于准确地分析这个国家的动向，尤其是共产党的发展，他们努力追踪并力求确定每一个作家的政治从属关系。明兴礼把巴金描述为“独立的无政府主义者”，老舍（1899—1966）则是“温和派”（法文本“引言”，第16页）。布里耶尔给茅盾、郭沫若或鲁迅确定的位置是在“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边缘”（《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第264页）@，而且指出王独清（1898-1940）曾是陈独秀的托派组织的成员（法文本“引言”，第266页）。文宝峰自问如何从政治的角度限定鲁迅：他在1930年以后的鲁迅身上看到了“一个孟什维克派的共产主义者”@，而且确认，尽管作者在他的集子《二心集》的序言中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21页）。下面由明兴礼描绘的1937年前现代文学的形象证明了他的同辈人对政治倾向（尤其是左翼倾向）重要性的极端确信：“……一个庞大的左翼组织——‘左联’——非常高产、喧嚣和好战；在极右翼有一些二流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和一些有影响的《西风》幽默作家；在中间是一组各种色彩的独立人士——《现代》——它们的声望一天天上升。”（《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第17页）《现代》，仅以政治的标准为依据，因此被并人了“第三种人”（法文本“引言”，第16页），而不顾他们在传播“现代主义”方面的角色（一个差不多被传教士忽略的侧面）。
　　这种政治方面的牵挂的一个补充证据由布里耶尔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的论文提供，在那里他把注意力专一地投向那些左翼作家，从鲁迅到蒋光慈（1903—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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