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尤其显得普通，近乎驼背，脖子和脸从身体往前探出，他有黑色的头发，宽大的颧骨，突出的眼睛和一个秃头。布拉格的半身像证明了这幅画像的真实性。对这位外国观察者来说，王者的魔力显然无效，而且我们还听到了与君主的威严不相称的举止的细节：在接见臣民时，皇帝用一把刀子削着一根木棒，一次也没有抬起头看一眼他面前的恳求者。人们叙说公然不把习俗放在眼里的态度时，总是语带保留。国王的传记作者艾本杜夫对国王竟然穿着短衣，活像一个叫花子感到悲哀。
大体上，当作者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出王室威严的形象，现实主义的描述就更加自然而然了。对精确的细节的收集取代了第一印象。只要完美的和谐感成为可感知的现实的基础，只要个人无须太多努力就能设想出公共角色，那么为王室画像时大致的描绘就似乎比收集细节更能反映真实。在文学和绘画方面，现实主义大概就是只刻画事实，摒弃主观意愿，只是细节的组合，没有主导的思想。
临近中世纪末期时，分析真实世界的方法、工具和词汇发生了变化：医生实践解剖学，每个人都频繁地忏悔，私人通信成为时尚，镜子很常见，油画成为时髦。但是，多种多样的观点，技艺精湛的模仿，解剖学上的精确本身并不足以让艺术家完全洞悉个人，好比仅有正方形的有色玻璃做不成马赛克。
15世纪佛兰德人的画作是迷人的。这不仅因为它对脸部和家庭场景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刻画，还因为一种观念、一种象征性的景象激发了它的灵感。站在肖像画光滑的外表前面，观众会渴望发现它的隐秘，会去推想画中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想知道他的秘密。
中世纪晚期的绘画和雕塑使我们得以比较各种原始资料，检验各种描述是否精确。本能地，我们倾向于更信任画家，而不是编年史学家。但是绘画部分地被社会习俗和创作者的意图所塑造。如果我们把肖像当做私人生活史的资料，就必须确知它到底有多可信。肖像把个人置于公众的注视下，它使一个姿势永久定格，通常描绘一些相当笨拙地穿着最名贵、最漂亮的衣服的显赫名流。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到处是肖像，相当一部分放在教堂和家庭小礼拜堂里。在那里，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肖像大有把圣母、圣婴和所有圣徒的画像赶出去之势。显然，身体置于神圣庄严的地方是令人安心的。大臣罗林看到圣母玛丽亚在圣路克画室里摆姿势时，似乎并未感到吃惊，他很恰当地跪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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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