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等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所以,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还要争取中间分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绩”。为此,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周恩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①
对知识分子来说,尽管1956年的春天还是一个“早春”,“乍暖乍寒”,但是,会议的召开,连同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确实在知识分子的心海里又一次掀起了波澜。其意义不亚于后来1固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前者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后者则是“科学的春天”。
从1956年1月中旬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他们饱含深情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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