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楫之利，催生了峡江码头的诞生
长江，我国的第一大河，一条贯穿我国东西、承接大江南北的咽喉要道，一条古老而秀丽、灿烂而厚重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哺育了江水流域地区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她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长江，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发源，一路奔腾而下，穿过崇山峻岭，汇集百河千川，流经青、藏、滇、川、渝、鄂、湘、赣、皖、苏、沪11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注入东海，全长6397千米。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长江由西向东斜贯重庆市境，上自重庆江津区朱沱镇史坝沱入境，下至巫山县扁鱼溪出境，长江重庆段共长665千米。江流穿行于平行岭谷区，切岭成峡，人谷成沱，汇集众多河流，滚滚东去，是我国西南地表水东泄人海的唯一通道。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在山高谷深，落差悬殊，礁石嶙峋的重庆境内，水流湍急，滩险密布，峡谷连绵，华龙峡、猫儿峡、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瞿塘峡、巫峡等，崖险峡峻，奇特壮观。江水进峡时，巨大的水流挤入狭窄的河道，形成的急流让人望而生畏，世称“峡江”。古人曾感叹：“天下之险，莫险于峡江。”就是在这种独特艰险的自然环境中，重庆的先民——巴人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在峡江地区艰难地辗转发展起来。
200万年前，峡江地区“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远古先民沿江定居，生息繁衍，渔猎生活中逐漸学会了绑扎桴筏用于涉水渡航，进而学会了刳木为舟和制造土船，开始了峡江上最原始的航行。约4000年前，巴人在三峡地区兴起。古代巴人是水居民族，谙熟水性，习于舟楫。《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世本》、《水经·夷水注》等文献，均记载了廪君造土船不沉而成为巴人首领的故事：“昔巴蛮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举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约浮者，当以为君，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所谓“土船”，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陶器——陶船，这在渔猎经济时代已属先进的生活、生产技术。而造舟、驾舟杰出者，大家才公认为君长。1954年，在地处长江北岸的重庆冬笋坝沿江台地上清理发掘出巴人船棺，证明峡江地区至少在战国时已有了独木舟。舟楫的主要功能是以舟捕鱼和以舟涉水，说明那时独木舟已成为有效的水上作业工具和交通工具。重庆因有舟楫之利的优越地理位置，峡江码头，则伴随着远古巴人对桴筏、舟楫、土船的使用而出现了。码头，是江河岸边专供船只停靠、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建筑物。而远古原始形态的码头，大都是依坡就势的自然岸坡，巴人驾乘桴筏、舟楫、土船来往于峡江上的一离一靠，那依坡靠泊的河岸，码头的雏形就诞生了。这时的码头，先民门一般选择在江水流速平缓，河岸沙滩平软，河面相对开阔，有利于桴筏、舟楫、土船停靠的沱湾。桴筏、舟楫、土船与河岸之间，只需两根绑扎的树干或一块砍削的木板搭跳即可，使舟船往来停靠便捷，人员上下方便。随着岁月流逝，在停靠方便的码头河岸舟楫出入频繁，舟船停靠日多，泛江摆渡、涉江渡船与运卸货物、尤尚贸迁的人员也曰漸增多。天长日久，商贾如云，舟楫如蚁，成为物资交换与集散的场所，进而逐渐形成人流涌动、摊贩林立、熙攘热闹的水码头。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重庆码头的繁荣兴盛
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三面环江，形如半岛。生活在两江台地上的重庆先民以江河作为滋养和依托，驾乘舟楫穿梭于江河之间，原始的商品交换，也开始逐步在江州码头发展起来。
公元前11世纪，巴人助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周克殷商后，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巴子都江州”，逐步控制了以长江、嘉陵江为腹心，“东起鱼腹(今奉节)、西至熒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及黔涪(今彭水、黔江及黔东北和湘西北等地)”的巴渝地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由此拉YF帷幕。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后，重庆虽多经更迭，历为郡、州、道、府、路、县治所，但一直是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以水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使地处川西平原与吴楚丰饶地区之间的重庆，成为水上航运交通的必经之地，大量的舟楫停泊，商贾往来，商品集散，经济日渐繁盛。
由于重庆拥有两江之利，到汉晋时期，峡江水运有了更大发展，成为物资集散的重镇，重庆码头沿江一带“结舫水居五百佘家”，多以运输为业，成为连接汉、沔、荆、襄的要津。从隋唐起，我国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江南经济渐超北方。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物资流量的增加，进出重庆码头的船舶数量随之增多，船舶设备日趋完善，峡江上出现丁上至重庆，下至东吴的“万斛船”。重庆的青草坝梁沱、唐家沱、郭家沱等码头，水势平缓，水域辽阔，成为停泊和吞吐“万斛船”的集运港湾。诗圣杜甫曾感慨“蜀麻吴盐自通古，万斛之舟行若风”，用诗句概括描述了这一史实。宋元时期，重庆水运更为发达，随着这一时期农、工、商业的发展，峡江、嘉陵江不仅成为贡赋军需的重要漕运通道，重庆也成为整个四川百物萃聚及各类大宗物资转运集散的重要之地。粮食、布帛、丝绸、食盐、茶叶、药材等，经由重庆码头中转，运往京师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镇守重庆府指挥使戴鼎大兴筑城，筑成重庆形若九宫八卦的“九开八闭”17座城门。戴鼎所筑开9门中，除通远门建在山顶是西通成都的陆地门外，其他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临江门、千厮门等8座开门均建在长江、嘉陵江边，城门外江岸都设有码头。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经济复苏，不仅贡输漕运规模空前，商运活动兴旺发达，还与上下沿江城镇码头组成贸易营运网络。这一时期，经重庆码头中转运出的物资首推川盐，黄沙溪码头一带，盐船帆樯林立，成为闹市。其次为茶叶、大米和木材，沿江码头茶、米装船下运，络绎不绝；江北沿江码头一带，木排“皆泊镇下，入夜灯光与岸上相应，真若一片星空”。云南、贵州的烟草、窖酒、山货、药材也经川南运抵重庆中转。滇铜、黔铅也一度成为重庆码头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据清5E尔鉴于乾隆年间修编，嘉庆庚辰年镌刻出版的《巴县志》记载，当时的重庆“商贾云屯，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运)转，万里贸迁”。
这时的重庆，已由历史上一个热闹的水码头，逐渐发展成有240余条街巷、25个商业行帮、150家各业牙行，八省商贾设立会馆，酒楼茶舍、市闼商铺、税号、钱庄，鳞次栉比。沿江从东水门到太平门、储奇门一带，川东道署、重庆府署、重庆镇署、巴县县署，以及府属、县属各署、厘金局、邮政局、海关、县文庙、城隍庙等，重庆的主要建筑和官署、部门、机构均设置在这一区域，长期成为重庆城的政治中心。到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重庆府地区人口空前增多，已突破300万大关，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人左右。清光绪时期，重庆商业更为发达，街头热闹繁华。据民国《巴县志》记载，仅朝天门至储奇门沿江下半城一带，各业商家店铺就达1478家。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凭借长期形成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初步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货物集散重地。
展开
